商标行政案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解与适用/李 珊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4:04:52 浏览:8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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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1月，安徽高炉酒厂申请第1173132号商标“六味池”（引证商标），经核准有效期至2018年5月，核定使用在第33类白酒上。河南省养生殿酒业有限公司于2002年1月申请注册第3084432号商标“六味地”（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在第33类果酒、烧酒等商品上。后高炉酒厂向国家商标局提出异议申请，商标局于2008年3月裁定被异议商标予以核准注册。高炉酒厂不服，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异议复议审申请。2010年1月，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已构成使用于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遂作出第38086号裁定：被异议商标不予核准注册。
养生殿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商标评审委员会曾于2004年作出第4556号复审决定书，认定养生殿公司申请注册的“六味地”商标予以初步审定并公告。现商标评审委员会第38086号裁定与其之前作出的［2004］第4556号决定书相互矛盾，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
本案中，笔者认为：被异议商标“六味地”的“地”与引证商标“六味池”的“池”字体相近，在实际使用中消费者易将二者混淆。商标评审委员会关于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已构成使用于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之认定应予确认。商标评审委员会就同一商标作出两次评审结论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理由如下：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申请人撤回商标评审申请的，不得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对商标评审申请已经作出裁定或者决定的，任何人不得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商标评审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违反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对于商标评审委员会已经作出的裁定或者决定，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应予以驳回。养生殿公司据此认为商标评审委员会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对此，笔者认为，商标评审案件包括驳回复审、异议复审、争议和撤销复审四类案件，上述案件评审程序是基于商标授权或授权后的确权可能存在的不同情况，为充分保护不同权益主体的利益而设置的，四个程序相互平行且独立。在此前提下，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应理解为同一个行政程序中对于申请人提出的评审申请进行审查的依据，而不应扩展适用到两个不同评审程序中，不同的申请主体提出评审申请的情形，否则有悖于设置现有四种商标评审程序的宗旨及目的。本案中第38086号裁定系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商标异议复审程序中针对高炉酒厂的复审申请进行评审而作出的。而［2004］第4556号复审决定书是商标评审委员会在驳回复审程序中针对养生殿公司的申请进行评审而作出的。上述两案的启动主体不同，评审程序不同，且评审程序中的当事人及评审内容亦有所区别，故商标评审委员会受理高炉酒厂的复审申请未违反上述法律、规则之规定。
（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本溪市野生鱼类保护管理办法
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政府
本溪市野生鱼类保护管理办法
本溪市人民政府令第118号
《本溪市野生鱼类保护管理办法》已经本溪市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发布，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李波
二○○五年十月八日
本溪市野生鱼类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护野生鱼类，维护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野生鱼类的保护、养殖、捕捞、经营活动，均应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保护的野生鱼类，是指非人工放养、繁殖的各种鱼类(含鳖、青虾、毛虾、大鲵、蜊蛄)。
第三条 市和自治县、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野生鱼类保护管理的行政主管机关，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监督管理工作。
财政、物价、工商、交通、环保、公安、国土资源、农业、林业、规划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配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野生鱼类保护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野生鱼类的品种、数量进行调查，建立野生鱼类保护名录，并向社会公布。
第五条 实行禁渔保护制度。
禁止捕捞细鳞鱼、大鲵(娃娃鱼)和拾取鳖卵。
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为禁渔期。
太子河泥塔桥至下游老和尚洞河段为禁渔区；其他河段(包括旅游景区河段)的禁渔区，由自治县、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划定。
在禁渔期、禁渔区内禁止捕捞野生鱼类。
第六条 在非禁渔期和非禁渔区内捕捞野生鱼类的，应当在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内进行。
第七条 捕捞野生鱼类必须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取得《捕捞许可证》后方可捕捞。
第八条 捕捞野生鱼类不得低于下列标准：
(一)白鱼(柳根子)、蜊蛄、泥鳅10厘米；
(二)沙塘鳢(瞎尕子)12厘米；
(三)鲫鱼、香鱼(秋生子)、花秋、餐条(清鳞子)13厘米；
(四)鳖(甲鱼)17厘米(背甲直径)；
(五)黄颡(嘎牙子)、鲈塘鳢20厘米；
(六)乌鳢(黑鱼)23厘米；
(七)鳜鱼(鳌花)、鳝鱼25厘米；
(八)鲤鱼、重唇鱼、鲴鱼27厘米；
(九)雅罗鱼30厘米；
(十)鲶鱼35厘米。
第九条 禁止毒鱼、炸鱼、电鱼和使用破坏性网具及采取其他破坏性方法捕捞野生鱼类。
第十条 从事野生鱼类养殖，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养殖许可证》，接受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禁止养殖业户收购非法捕捞的野生鱼类。
第十二条 养殖业户从外地引进野生鱼类品种前，应当向市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照有关程序核准后方可引进。
第十三条 养殖野生鱼类不得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饲料、添加剂和药品。
第十四条 养殖、捕捞野生鱼类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收取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收费标准由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销售养殖或捕捞的野生鱼类，应当持合法的来源证明。
禁止销售非法捕捞的野生鱼类。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按照下列规定实施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在禁渔期或禁渔区内非法捕捞野生鱼类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5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
(二)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非法捕捞野生鱼类的，处50元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且擅自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5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渔具和渔船。
(四)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捕捞的野生鱼类未达到最低可捕标准的，处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毒鱼、炸鱼、电鱼和使用破坏性网具及采取其他破坏性方法捕捞野生鱼类的，处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没收渔获物、渔具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没收渔船。
(六)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规定，非法收购或销售野生鱼类的，没收野生鱼类，并处5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八条 阻碍渔政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渔政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所谓“隐蔽性证据”，是指含有隐蔽性信息的证据。所谓“隐蔽性信息”，则是指不为外人所知而只有作案人才知晓的案件细节。
实践中的隐蔽性证据，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证据的来源具有隐蔽性。例如，甲故意杀人后，将凶刀埋藏在其屋后第二棵树下1米处，因藏匿地点隐蔽，外人难以发现，公安机关反复勘查现场和搜查甲住处均未能查获，后根据甲的供述才起获该凶刀。该凶刀的藏匿地点隐蔽，除非作案人本人，否则不可能知晓，故该凶刀(物证)属于来源具有隐蔽性的证据;二是证据本身在内容上蕴含了隐蔽性信息。例如，乙因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后乙供述，受贿地点是在其私车上，时间为傍晚7点左右，行贿人当时是用两张报纸包裹着5万元现金，因受贿人当时开着车，所以接过赃款后随手丢在了车的后排座上，等等。乙的上述供述，即蕴含着隐蔽性信息，因为受贿的时间、地点以及具体过程，属于只有作案人(受贿人)才知晓的隐蔽性信息，证据(供述)蕴含上述隐蔽性信息，即构成隐蔽性证据。
由于隐蔽性证据本身蕴含着不为外人所知而只有作案人才知晓的隐蔽性信息，据此可以在犯罪嫌疑人与案件事实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因此，司法实务中往往利用证据中的隐蔽性信息判断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或者印证其他证据的真实性。
我国司法实务中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在被告人“时供时翻”、“反复自白”的情况下，如何认定证供的真实性，一直是证据实务中的棘手难题，而隐蔽性证据因为在判断证据真实性方面的独特优势，成为处理翻供、翻证问题的“杀手锏”。对此，2010年6月颁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4条明确规定:“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这一规定明确建立了“隐蔽性证据”规则，赋予了隐蔽性证据较高的证明力，即只要隐蔽性证据的合法性得到保证且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即可据此直接认定被告人有罪。
但是，“隐蔽性证据”虽然证明力较高，但在司法实务中仍要注意规避错案风险:
一是防止“孤证定案”。正因为隐蔽性证据本身的证明力较高，司法实务中部分侦查人员往往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对隐蔽性证据的收集上，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其他相关证据的收集、调查，结果导致隐蔽性证据因为缺乏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而成为“孤证”。以前述某乙受贿案为例，若该案仅有某乙的有罪供述，而缺乏行贿人的证词以及起获的赃款等其他证据相印证，则该案即使有隐蔽性证据，亦不得定罪，因为，该隐蔽性证据因为缺乏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已经构成“孤证”，而孤证不得定案。
二是防止“替身犯”。所谓“替身犯”，即冒名顶罪之人。如果案件存在“替身犯”，则过于强调隐蔽性证据的运用，反倒可能导致错案，因为，作案人与“替身犯”完全可以联手布局，以所谓“隐蔽性证据”诱使侦查机关“入彀”。识破迷局、防止“替身犯”，关键是加强对证据真实性的审查、判断，尤其是要注重从经验法则的角度对案件细节进行甄别。
三是防止“隐蔽性证据”因为隐蔽性信息的泄露而失效。何谓“隐蔽性证据”，本身也有一个如何认定的问题，认定不当同样可能导致错案。例如在一起投毒案中，被害人发现自家食用油中含有农药，因怀疑毒药系与自己有隙的邻居所投，随即在自家院坝中大声谴责邻居，并引来大量群众围观，案件信息(投毒时间、地点以及所投毒药)基本曝光。后公安机关将邻居列为犯罪嫌疑人展开侦查，犯罪嫌疑人很快认罪，虽然并未进一步搜集到其他证据(如装农药的容器)，但公安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作案过程(投毒时间、地点、所投农药的种类等)与案发情况基本一致、能够相互印证，且作案时间、地点以及所投农药种类等皆属案件的隐蔽信息，非作案人本人一般不可能知晓，因此，尽管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仍决定对其移送审查起诉。该案中，作案时间、地点以及所投农药种类等固属案件的隐蔽信息，但因为该案被害人曾在院落中大声叫骂并引来大量群众围观，导致案件信息曝光，因此，原本的隐蔽信息已经不再具有隐蔽性，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人有罪。
由此可见，实践中在运用隐蔽性证据定案时，一定要谨慎小心、注意规避错案风险，绝不能仅仅因为隐蔽性证据的存在，就不再进一步收集、调查其他证据，而是要对证据进行全面收集、审查、判断，综合权衡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后方能定案。
(作者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