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前 言
近年来，醉酒驾车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据公安机关统计， 2009年1月至8月，全国共发生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驾车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特别是在全国各地有关醉酒驾车引起的数起醉驾导致多人死亡的几起重特大刑事案件的审理，更是引起全国新闻媒体和网络舆论的热炒和热议。鉴于醉酒犯罪立法司法落后的状况，最高院于去年紧急发布了两个指导案例，同时，还于2010年2月10日，紧急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以弥补立法和司法的不足。
作为一名专职执业律师，笔者在对大量此类案件的关注和研究中发现，律师在为此类案件提供辩护时，却常常陷入一种困局，除了将醉酒作为一种说明主观故意较轻的情节，以及作为量刑时的一个酌定情节外，很难有更大的突破。笔者现根据自己近年来的办案实践和理论学习，总结一点经验和思考，以期对打破目前在醉酒犯罪律师刑事辩护上的相对困局有所帮助。
一、醉酒犯罪的背景和趋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消费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生活中不良现象的大量产生和不断增加，由“酗酒”行为引起的“醉酒”继而发生“醉酒犯罪”的现象，就是其中之一。
醉酒现象引发大量的社会病、社会矛盾，如家庭不和、离婚等等，部分酗酒人员沦为社会边缘人员，大量的家庭也陷入贫困状态。而其中最大最严重最典型的社会危害后果，就是因醉酒而引发的各种犯罪现象的增加，从而造成各类的刑事犯罪案件较大幅度的上升。
在我国的刑事犯罪案件统计资料显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交通肇事、 盗窃、 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案件中，醉酒构成犯罪案发的前提性诱因或直接性原因的案件越来越多，至少占一半左右。
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酒类生产与消费的不断增加
据我国商业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白酒产量大规模提升，从1980年的215万吨迅速扩展到1996年的801万吨。虽然由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居民消费心理的变化，其后有所下调。但从2005年起出现恢复性增长，2006年上半年，白酒产量成为全球第一。而根据《2006～2007中国糖酒业市场年度报告》，2006年我国啤酒产量为3515万千升，同比增长14.7％；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销售收入838.8亿元，同比增长16.37％。啤酒的需求量仍呈增涨趋势，预计今后两年将保持10％左右的增速。
从以上这些酒类生产及销售的数据不难看出，随着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和国民个人的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天天喝酒在经济上已不是困难的事情，人们的酒类消费需求决定了无论是产量还是消费需求都在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生活中的醉酒现象频发。
2、整个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在基层社会的具体落实上明显滞后。
3、国家和社会对社会上存在的广义范围的精神病病人社会管理的忽视。
二、现行醉酒犯罪律师刑事辩护的困局现状。
1、律师如何在这些因酗酒而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中，做好对有关醉酒犯罪刑事被告的辩护工作，确保有关醉酒犯罪刑事被告得到公平的判决，首先要克服律师在理解对《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如何领会贯彻的难题。《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有些律师理解此条款规定的就是：我国法律认为醉酒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对其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负完全的刑事责任，连少许的余地都没有。
2、当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司法教学中对醉酒犯罪的某一类当事人还有另一种处置的方法，就是把病理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区别开来区别对待。生理性醉酒当然要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对病理性醉酒的案犯，依照有关医学研究成果理论认为：此种醉酒犯罪的案犯应依照《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办理。即将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按照“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对待，按照“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也一直是这样实施的。
可是，在刑事案件辩护实践中，属于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是非常少的，此辩护方法不具有普遍的意义。那么，针对上述提出的难点，有没有更好的思路和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医学科学研究实践和司法精神病学科学研究实践，已经为我们律师辩护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三、破解现行醉酒犯罪辩护困局的新方法
1、在这数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包括我国）飞速发展的医学科学研究实践和司法精神病学科学研究实践中，已经对“醉酒犯罪”的性质、分类、醉酒人的主观方面、刑事责任能力等等方面，均作出了比较可靠的研究定性，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发展、刑事司法实践和律师对有关醉酒犯罪刑事被告的辩护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科学实践依据。
2、精神病医学科学的发展成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精神病医学科学界也和我国的各行各界一样，在精神病医学科学研究和临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在卫生部的组织下，我国精神病医学科学界的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讨论，先后修改和重新制订了我国的精神疾病分类标准：《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2000年）。同时，在精神病医学理论上，还引进了复杂性醉酒的分类方法。
在最新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在精神疾病分类标准的第二类“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或非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中的第一个病名就是：10．1酒精所致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 due to use of alcohol [F10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根据现有资料显示,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的概念是：“精神障碍由饮酒所引起，可在一次饮酒后发生，也可由长期饮酒形成依赖后逐渐出现，或突然停饮后急剧产生症状。除精神障碍外，往往合并有躯体症状和体征。’’
3、精神病医学科学的研究成果是我国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唯一出路。
从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方面看，《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对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所做的病名认定，与《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中，对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所做的病名认定是：“嗜酒所致的精神随意”。
“嗜酒所致的精神随意”，从该词汇的文字含义我们可以理解为：嗜酒成性（酒精依赖症）的人在醉酒后出现的精神混乱状态。他还不是属于精神障碍的范围，只是一种属于精神病范围内的精神随意现象。从此词汇的含义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在1989年制定以后，对我国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学理论无太大推定作用的原因。
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明确确认为：精神障碍。使我们任何一个律师接到醉酒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时，首先产生的第一个概念——他就是一个精神病人（虽然是暂时性的），这是由国家医学神经病科学诊断标准强制规定的。他的犯罪行为是在醉酒以后的精神错乱期间发生的，是由于精神病发作造成的。从犯罪主体范围上讲，可以是任何一个喝酒的人，而没有任何过多的限制。
从以上两个病名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明确确认为：精神障碍。而《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中的病名 “嗜酒所致的精神随意”。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从准确性上还是从概念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确定为精神障碍的科学定性成果，使我国从无到有，确立了醉酒犯罪的嫌疑人首先可能是精神病人的概念，醉酒犯罪的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不能排除是由于精神病发作造成的。从犯罪主体范围上讲，可能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喝酒的人，没有任何过多限制的全部概念。
这就是医学科学推动法学科学发展的典型案例，也是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忠实反映和结论，并将为我国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提供了一条新的刑事辩护的科学出路。
4/我国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的法律理论方法和科学依据。
既然作为国家医学科学诊断标准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已经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确定为精神障碍，确定为我国精神病诊断的一个病名。我们律师就可以通过对《刑法》第十八条的全面理解和运用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
《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我们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的对策和办法就是：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第1款-第3款规定的法律条文，在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辩护时，首先根据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是一个精神病人（虽然是暂时性的），其行为属于精神障碍的国家精神病学病名标准，正式的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申请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做精神病法医鉴定。以确认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的真实状况。为律师下一步的庭审进行准备科学证据，确保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得到公平的审判，以争取较轻或减轻的刑事处罚。
5、我国现在对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做精神病法医鉴定的状况。
目前，我国沿海地区的律师和少数司法机关已经进行了此类的先行实践。根据有关资料看，律师凡是在在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申请精神病法医鉴定，并得到司法机关批准进行的，绝大多数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都得到了较轻或减轻的刑罚处罚。
本律师在2007年的3-6月份，曾经受理过一起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醉酒抢劫的犯罪案件，我就采取了对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申请精神病法医鉴定的办法进行辩护。在得到司法机关批准鉴定后，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对犯罪嫌疑人仲XX做出了《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该《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是：
从案卷提供的材料结合鉴定时的有关检查，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标准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有关学说，我们认为被鉴定人仲XX属于：酒依赖所致人格改变。2007年2月25日作案时属于复杂性醉酒状态，考虑到具体案情，我们认为其2007年2月25日作案时可以被评估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该案的办案机关接到《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后的不久，醉酒犯罪犯罪嫌疑人仲XX被该办案机关撤案释放。
律师在醉酒犯罪刑事辩护中的新方法新思路的实质就是：运用国家精神病学病名的科学标准，运用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是暂时性精神病人的医学原理，根据《刑法》第18条第1至3款的法律规定，在不排除使用《刑法》第18条第4款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依法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申请精神病司法鉴定，以收集到对该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发生时的刑事责任能力法医学鉴定，以便为犯罪嫌疑人进行罪轻辩护。
四、辩护律师必须掌握的司法精神病常见分类病名及基本知识。
改革开放以来，在卫生部的组织下，我国精神病医学科学界先后修改和重新制订了我国的精神疾病分类标准：《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2000年）。同时，在精神病医学理论上，还引进了复杂性醉酒的分类方法。这个新引进的分类方法对于我国司法精神病学诊断、科研、鉴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为《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在司法精神病领域内的适用，提供了桥梁和基础的绝对重要的作用。
前面讲过，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司法实践和司法教学中，一直把醉酒犯罪分为病理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两个类别。犯罪嫌疑人按照自己分属的类别，分别承担相应的完全刑事责任或部分刑事责任
但是，在以前的刑事案件司法实践中，属于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按比例是极少的，此辩护方法不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比较多的不属于病理性醉酒，应属于生理性醉酒，但是还是显示出较为明显的酒后精神障碍状态的犯罪嫌疑人。查其具体的综合表现等情况，其本人又是一个典型的好人。就是人常说的“不喝酒是天使，喝了酒是魔鬼”。
因此，现实司法实践的需要促使精神病医学科学界引进了复杂性醉酒的分类方法，就是从生理性醉酒的人中，划分出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不属于病理性醉酒，应属于生理性醉酒，但是还是显示出较为明显的酒后精神障碍状态的那一部分人。而复杂性醉酒分类方法的引进已经或可能会根本性的改变以往对这部分醉酒犯罪人员量刑过重的状况。
按照现行的司法精神病学分类方法，律师经常遇到的酒精所致精神障碍主要病名分为三类，就是病理性醉酒、复杂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
根据资料显示，他们的具体概念如下：
1、生理性醉酒（普通醉酒状态）
由一次过量饮酒后出现的急性中毒状态。绝大多数醉酒状态属此种情况，系酒精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所致。症状的轻重与血液中酒精的含量和代谢的速度密切相关。 我国多数专家和学者均认为此种醉酒人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民政部 审计署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民 政 部 文件

审 计 署


劳社部发[2007]31号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审计署关于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厅（局）民政厅（局）：

经请示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今年要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农保）基金进行全面审计，摸清底数；对农保工仆进行清理，理顺管理体制，妥善处理被处置金融机构中的农保基金债权；研究提出推进农保工作的意见。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积极配合审计部门做好农保基金全面审计工作

（一）高度重观农保基金审计工作。目前，国家审计署对农保基金的全面审计工作己经开始，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完成。各级劳动保障和尚未完成职能划转和工传移交的民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农保基金审计工作对确保基金安全、推进农保工作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审计部门开展工作，确保审计工作顺利完成。

（二）认真做好自查自纠工作。各级农保主管部门要立即组织农保经办机构对农保基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认真纠正违规问题。要把自查自纠工作作为配合审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抓实抓细，做好接受全面审计检查的工作准备

（三）做好基金审计后的整改工作各地要认真落实审计部门的审计意见和审计决定，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采取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按要求坚决回收违规基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对重点地区整改工作进行督察。

二、尽快理顺农保管理体制

（一）及时完成职能化转和工作移交。没有完成职能化转和工作移交的地方，要按照《关于省级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以及药品监督管理工作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编办发[1998]8号)和《关于构建市县劳动和社会保障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编办发[2000]18号）要求，在全面审计。摸清底数的基础上，于2007年12月底之前完成各级农保职能、机构、人员、档案、基金由民政部门向劳动保障部门的整体移交工作。劳动保障部门。民政部门要加强协调，共同指导、督谈各地做好农保移交工作，切实加强农保机构建设，提高经办能力。

（二）妥善解决农保机构设置和乡镇农保的管理问题。在整体移交工作中，要按照统筹城乡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要求，妥善解决农保机构、编制和职能设置问题。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商同级财政部门，将农保机构的工作和人员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同时取消从收取的农保基金中提取管理费的做法，杜绝挤占挪用基金工资等现象。

（三）建立和健全农保基金管理和监督制度。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农保基金的财务管理，规范会计核算。各级农保经办机构要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暂行办法》（劳社部发[2007]2号）的要求，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和基金内审稽核制度，规范经办行为，控制经办风险，提高管理水平，保证基金安全。各级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要落实《关于进一步防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风险的紧急通知》（劳社部函[2004]240）的要求，将农保基金纳入日常监督管业务范围，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对农保基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三、积极推进新型农保试点工作

（一）试点原则。要按照保基本、广覆盖、能转移、可持续的原则，以多种方式推进新型农保制度建设。要根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的要求，以缴费补贴、老人直补、基金贴息、待遇调整等多种方式，建立农民参保提高待遇水平。

（二）试点办法。要在深入调研、认真总结已有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从当地实际出发，研究制定新型农保试点办法。以农村有缴费能力的各类从业人员为主要对象，完善个人缴费、集体（或用人单位）补助、政府补贴的多元化筹资机制，建立以个人帐户为主、保障水平适度、缴费方式灵活、帐户可随人转移的新型农保制度和参保补贴机制。有条件的地区也可建立个人帐户为主、统筹调剂为辅的养老保险制度。要引导部分想镇、村组已建立的各种养老补助制度逐步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过渡，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试点选择。要选择城镇化进程较快、地方财政状况较好、政府和集体经济有能力对农民参保给予一定财政支持的地方开展农保试点，为其他具备条件地方建立农保制度积累经验。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可选择1—2个县级单位开展试点工作，中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择3—5个县级单位开展试点。各试点县市名单和试点方案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备案。

四、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

（一）高度重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各地要根据国务院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全面开展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要明确工作责任，加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经办工作，建工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统计报告制度，加强对工作进展的调度和督促检查。要认真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总结交流经验。今年下半年有关部问将进行专项检查，督促各地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

（二）明确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机构和职责。各级劳动保障部门作为被征地农民杜会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会深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拟定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项目、标准以及费用筹集等政策办法，具体经办工作由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要严格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2006] 29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发[2006]100号）关于保障项目、标准和资金安排的要求，搞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测算工作，足额筹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确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三）规范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审核工作。需报国务院批准征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杜会保障厅（局）根据《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14号）的规定，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项目、标准、资金安排和落实措施提出审核意见；需报省级政府批准征地的，有省辖市（州、盟）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审核意见。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民 政 部

审 计 署


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