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标准
————从宪法司法化的视角
周萍（1978——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行政诉讼法专业硕士生
摘要 现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和我国改革深化的国情实践,已经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宪法能否司法运用。即法院能否根据宪法的规定来处理案件,这就必然涉及到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第 54条虽然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原因，法院对“合法性”均作狭义理解，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本文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依据作为切入点，建议应明确将“依据宪法”作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标准之一。
一、我国合法性审查原则与宪法适用的现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国行政诉讼立法首次使用“审查”一词明显借鉴了国外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我国有的学者将司法审查定义为“是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与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是通过行政诉讼活动来实施的，把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用司法审查制度来表达，更能体现人民法院在监督行政权方面的主动性和权威性。我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人们普遍认为，该54条规定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这里，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
合法性审查前提下的审查标准：权限、程序正当和适法正确标准。 关于适法正确，它强调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必须符合法律优位、法律保留和法律冲突解决的一系列原则。应该承认，由于立法的日益增多，加之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抵触、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影响着国家法治的统一，动摇着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地位。相对应地，这三个标准对法院的审查依据也有一定的要求。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适用规章”的规定相比，这个标准排除了“宪法适用”的效力。这与我国进行的宪政体制改革和加入WTO后国际惯例的需要是相冲突的。
二、西方国家宪法的司法适用情况
1、英美法系：在当代西方国家，宪法具有直接效力即直接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英美法系国家，它们的宪法是具有直接效力的。英国没有宪法典，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的宪法性法律，包括1215年大宪章、1628年权利请愿书、1676年人身保护律、1689年权利法案等均为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性判例本身是司法判决的产物并作为先例拘束下级法院。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在制宪之初，美国人就继承了普通法传统，赋予宪法以直接效力。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许多为对宪法的直接适用。1801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更确立了法院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先例。这一先例所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现在已被世界上近40个国家所仿效。美国的联邦法院体系实际上构成了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体系；任何公民都可以违反宪法为由，起诉相关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美国法院成了捍卫宪法原则，解决宪法层次冲突的司法实体。这不能不是美国社会相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大陆法系：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明确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该法第18条规定基本权利丧失和丧失的程度由联邦宪法法院宣告。第19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如果遭到公共机关的侵犯，可向法院提出诉讼。这些宪法条文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宪法的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具有可诉性。这开创了德国宪政和法治国的历史时代。
法国1791年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法院无权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作出裁断。后来法国一是扩充行政系统内行政法院的权力，以行政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规范行政行为；二是建立宪法委员会，以宪法委员会直接实施宪法。法国现行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第62条规定宪法委员会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三、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问题
1．我国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的原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宪法史上，始终存在着在任何一个实行法治的国家所没有的怪异现象：一方面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大法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导致人们都觉得“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这就是我国宪法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面临的尴尬处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认识上的原因，人们通常认为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原则性和政治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表现，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基于这种认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律法规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二是与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对此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55年和1986年所作的司法批复，通常被理解为 我国宪法不可以进入法院的具体适用之中。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用宪法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复函》和1986年10月28日《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
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引用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就是因为对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着僵化的理解。其实，1955年的《批复》只是规定“不宜”引用宪法，并没有彻底否定对宪法的直接援引；同时，该《批复》仅针对刑事案件，没有规定在民事和行政案件的裁判文书中不能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只是指明了法院可以直接援引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该《批复》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态度。
宪法作为最高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规范性、强制性、可操作性、可诉性等。“既然宪法的法律程序是合法的，其结构又是完整的，那么，同任何其他完整的法律一样，宪法也理所当然地具有直接法律效力。” 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宪法通过司法活动予以适用，是当代宪法发展的趋势划一。” 实现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世界各国宪政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因在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大量涌现。这些涉及宪法问题的纠纷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一般缺乏具体适用的根据。这样，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使之直接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被誉为“宪法第一案”的齐玉苓案终审判决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该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的司法解释。它的出台，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的 “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全国首例以司法手段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案件，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通过诉讼激活了宪法文本”，为我国落实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提供了模式。这意味着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司法救济，宪法可以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法律依据。
当然，就理论上而言，既然受教育权被侵犯的案件，可以援引宪法，通过民法方法进行救济，也就意味着，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还可以通过采取行政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方法进行救济，这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开辟了新的途径。该批复可以说开创了宪法直接作为中国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先河。
2、适用宪法的理论依据
法院为什么应以宪法为审查标准呢？这是基于权力所有者——人民对法院的角色期待。首先，法院适用宪法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政治义务。宪法是以人民主权为逻辑预设的，通常被称为人权保障书。诚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许多内容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人民法院只要直接适用这些法律法规就能解决纠纷。但不可否认，宪法中也有不少内容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落实。据姜明安教授统计，我国宪法共规定了18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有9项尚无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 当公民这部分宪法权利遭到侵害诉至法院时，由于法院负有裁判纠纷的宪法义务，法院既不能将这些案件拒之门外，也不能以尚无具体的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法院就只能直接适用宪法的有关规定来裁判此类案件。否则，“基本权利就不仅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是权利。” 在行政法领域，当国家权力的行使脱离宪法的规范侵犯人民的权利时，作为人民主权派生物的司法审查权，就必须按照宪法的要求去制约国家权力、保护人民权利。从公民的角度而言，提起行政诉讼是人民行使主人对公仆进行监督的权利。这既是人民主权的要求，也是制宪的使然。否则，国家权力就得不到制约，人民权利就得不到保障。
其次，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诉权，使法院产生适用宪法以伸张正义的义务。宪法除了记载各种各样的人权之外，还将公民的救济申请权记载为公民的诉权。我国宪法第41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它是一种保障性权利，公民的诉权必然派生出一项保障公民人权的国家义务。我国宪法第123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表明此义务通过宪法加于司法机关。所以当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受到侵犯，公民行使诉权请求公正解决纠纷时，无论这种权利有无具体的法律加以落实，法院都有责任打开宪法，启动宪法赋予的审判权，并依据宪法对纠纷作出公正的裁判。 因为法院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并不依赖于具体法律的赋予，而是公民诉权的伴生物。只要公民行使诉权，就启动了法院的适用宪法的义务。否则，公民的诉权就得不到实现或得不到完全实现，宪法记载的各种各样的人权就部分成为或全部成为美丽的谎言。宪法规范堪称人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既然司法被誉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适用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
最后，宪法适用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由法院适用宪法审理宪法权利案件，不仅符合国际惯例和社会进步，而且也符合中国国家体制。人民法院审理宪法权利案件，既可将宪法规范与其他法律条文一并引用，也可适用宪法精神和原理及其他法律条文。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指出：“??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做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不具有合法性”。人民法院在对北京科技大学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所依据的不是某一部制定法，而是“从充分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
四、将“依据宪法”作为审查依据，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的意义
建国以来，我国一方面制定和修改出一部又一部根本大法，另—方面又好像全国上下都不存在违宪行为。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宪法缺乏具体的适用性导致对违宪行为不能及时进行纠正。现在，我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能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能建立有效正常的宪法秩序，不能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而不可及的理想而已。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强化宪法实施的基础，是宪法的生命所在。
第一，宪法司法化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因为宪法规定的内容涉及的是对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直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根据，那么一旦在这些对国家至关重大的问题上产生争议，就必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这不仅不能保障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而且会丧失宪法的应有权威和尊严。依法治国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依宪治国，如果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贯彻落实，那么就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不可能真正进人法治社会。
第二，宪法司法化是强化宪法法律效力的需要。宪法作为其他法律规范的“母法”，其法律效力除部分通过其他法律规范而间接实施外，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体现出来，如果不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那么这些内容将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实现。我国自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然而，宪法中规定的一些内容仍然没有 在普通法律法规中得以具体化，这使得普通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具有宪法本身所具有的涵盖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必然会弱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第三，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不断出现大量的新型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作为纠纷的最终处理机构，应当对这些新型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解决。但是，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一般比较具体，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范围比较狭小，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这样，如果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把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直接法律依据，就可以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陷和漏洞，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走向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就公民因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所作的批复无疑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一个起点，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宪法应该同普通法律一样，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具体法律依据之一。尤其是由于宪法条文具有最高的权威性、高度的．原则性和内容的广泛性，具有普通法律所不具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优点，能够解决普通法律所保护的公民权利相对固定和现实生活中公民权利不断扩张之间的矛盾。
关于印发《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监察部等
关于印发《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工信部联消费[2009]70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厅（局），农业（农牧、畜牧兽医、农垦、乡镇企业、渔业）厅（局、委、办），商务主管部门，卫生厅（局），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行业协会：
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轻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通知》（国发[2009]15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9]8号）部署和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推进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为加快推动工作落实，加强对各地政府主管部门、有关行业组织和食品企业工作的指导，保障食品质量安全、促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监察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共同制定了《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指导意见》，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工作职责，认真贯彻实施。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监察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卫生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指导意见
为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轻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加快推进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保障食品质量安全，促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重要意义
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诚信体系建设已成为维护正常经济秩序的重要条件。食品工业关系国计民生，维护食品安全是食品生产企业的社会责任,遵守法律、履行承诺、承担社会责任是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的标志，建立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是保障食品质量安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近年来，在政府大力推动和全社会积极参与下，我国食品工业企业不断探索实践，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应当看到，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还存在着缺乏政府统一指导，推动机制形成滞后，企业积极性不高；诚信管理资源分散、工作尚未形成合力；企业诚信基础薄弱，诚信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特别是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一些食品生产企业面对市场诱惑和利益驱动，违背食品安全和社会诚信原则，违法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给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造成严重伤害，损害了我国食品行业的声誉和形象。加快推进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提高企业诚信意识、建立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制度、规范企业诚信经营行为、营造行业诚信环境、完善诚信社会监督机制,对防范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整体水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保障食品质量安全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为目标，加强企业质量安全诚信为核心，守法遵章为准绳，社会道德为基础，企业自律为重点，通过政府指导和推动，行业协会加强自律，企业履行主体责任，社会各界参与并监督，逐步建立起企业责任为基础、社会监督为约束、诚信效果可评价、诚信惩奖有制度的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
（二）主要目标。用3年左右时间，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诚信信息征集和披露体系、诚信评价体系和政府部门协同推动、行业协会组织实施、食品企业积极参与、诚信责任有效落实的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运行机制。
通过加快推进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食品工业企业质量诚信和责任意识明显增强，企业普遍建立诚信的职业道德规范和依法经营的管理规章制度，违约、违规、违法等行为得到有效遏制；食品行业协会在统一、规范的诚信标准下，基本建立起符合自身特点的行业诚信自律机制；食品行业质量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稳步提高。
（三）基本原则
1、坚持制度建设与教育宣传相结合。健全企业诚信管理规章，建立诚信制度保障；加强企业诚实守信教育和宣传，营造诚信环境。
2、坚持企业责任与行业自律相结合。加强企业自身诚信制度建设，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发挥行业组织自律作用，增强行业诚信自律基础。
3、坚持政府推动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实行政府推动，行业分类指导；注重消费者参与，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全面推进企业诚信建设。
4、坚持失信惩戒与诚信褒奖相结合。发挥惩戒约束作用，警示和惩治失信企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和支持诚信企业。
三、主要任务
（一）推进企业诚信文化建设。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加强食品工业企业的诚信文化宣传教育，弘扬诚信传统美德，增强企业法制意识、责任意识、质量诚信意识，逐步形成以守法、履责、诚信为核心的企业诚信文化。
（二）加快建立企业诚信管理体系。依据法律法规和诚信原则，制定企业诚信方针和目标，结合已有管理体系的实施，建立健全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并通过组织实施、自查自纠，改进完善,持续提升企业诚信能力和管理水平。
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建设以确保质量安全、防范失信风险为重点，建立和实施诚信制度。主要包括：食用农产品原料及其他原辅料进货管理制度，生产过程及仓储管理制度，产品检验、不合格品处理制度，企业广告宣传、合同管理、标识管理制度，产品追溯、召回、申投诉处理、食品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从业人员诚信教育及考核、关键岗位人员诚信信息等相关记录档案管理制度，诚信内部核查、诚信风险信息收集评估、诚信危机处理和预警制度。
形成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运行机制，包括企业诚信教育机制、企业失信因素识别机制、企业内部诚信信息采集机制、自查自纠改进机制和失信惩戒公示机制等。
（三）加快诚信信息征集和披露体系建设。建设公开、公正、科学的诚信信息征集和披露体系，建立诚信信息征集披露制度，规范企业诚信信息征集和披露方式及内容，依法采集及披露企业诚信信息。实现部门之间企业诚信信息共享，并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食品企业诚信信息平台以及面向社会的食品企业诚信信息查询系统和诚信信息公示披露系统，加快建设区域性、行业性诚信信息平台和企业诚信信息平台。
（四）建立诚信评价体系。建立企业诚信评价制度，科学制定食品企业诚信评价指标、评价原则、评价方法，并结合不同行业特点制定分行业评价标准。鼓励食品行业协会按照行业自律原则，组织和督促企业参与诚信评价活动，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企业诚信评价。评价应遵循企业自愿、社会参与、标准统一、公正公开、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原则，并逐步建立具有相应监督、申诉和复核机制的评价体系。
（五）推动诚信服务机构发展。培育诚信服务机构，指导诚信服务机构按标准开展企业诚信评价；鼓励诚信服务机构根据食品工业企业特点，对诚信信息进行深度开发，提供有特色、多样化、高质量的企业诚信服务；规范诚信服务机构管理，推动诚信服务机构发展。
（六）开展诚信试点工作。选择有一定工作基础的地区和行业分批开展企业诚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在试点基础上，完善企业内部诚信制度、诚信体系规范和标准，健全诚信评价制度，在全行业推广应用，逐步建立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运行长效机制。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统一、高效的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监察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指导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依法实施企业诚信信息征集和使用共享，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和督促企业建立诚信管理制度体系，检查企业诚信制度实施。农业、商务、卫生、工商、质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主管部门完善监管信息体系，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组织实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监察机关对政府部门推动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实施行政监督。行业协会组织开展诚信培训,指导企业建立诚信制度、实施国家标准，组织企业参与诚信评价活动，加强行业质量诚信宣传。
（二）严格依法行政。构建食品工业企业诚信法律体系，加快制订相关规章、标准。严格依法征集、披露和使用诚信信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企业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依据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状况，依法加强对企业诚信体系建立的分类指导和督促检查。各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依据企业守法和诚信状况，实施企业分类监管，依法调整执法检查和监管重点。对严重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制假售假等严重失信的企业，要列入黑名单实行重点监管，要依法采取限期召回产品及其他行政处罚措施，并向社会公布；行业协会要利用诚信提示、警示等方式实行失信惩戒。
（三）发挥信息平台作用。各地政府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现有诚信信息管理网络，保障信息资源共享，实现诚信信息建设平台网络化、诚信信息内容系统化、诚信信息使用社会化。不断提高诚信信息的完整性、客观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信息平台在企业自律、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中的作用。
（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各地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强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积极支持企业诚信体系必备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社会资源向诚信企业倾斜。在政府采购、招投标管理、公共服务、项目核准、技术改造、融资授信、社会宣传等环节参考使用企业诚信相关信息及评价结果，对诚信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和优先安排。
（五）加强诚信队伍建设。积极开展食品安全和诚信管理知识培训，鼓励食品工业企业培养食品安全和诚信管理人才，加快建设具有良好职业操守、具备较强理论和实践能力的专业食品安全和诚信管理队伍，为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六）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的宣传，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倡导依法经营、履行责任、重合同、守信誉的诚信理念，推广诚信体系建设试点中好的做法，宣传和表彰诚实守信企业，营造“以讲诚信为荣，不讲诚信为耻”的社会舆论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