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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不一致的成因及对策

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 叶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司法体制不断健全，依法治国的理念也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知法、懂法和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期望和要求也大大提高。公正裁判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灵魂和生命线，也是国家和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基本要求。在司法公正这一方面，人民群众基本上是满意的，但是也有不少案件，法院在适用法律和实体裁判上都没有错误，并且也对当事人做了大量的解释和息访止诉工作，但当事人仍不服裁判结果，甚至社会上的群众也认为裁判结果有误，其原因究竟在于何处呢？说到底，就是因为法院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不统一。公正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它是社会主体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法律，符合社会正义的相对独立的一般认识，司法活动的正确与否包含着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两个方面。所谓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就是指除当事人以外的在范围上不确定的社会大众对法院审理的某一具体案件的裁判结果所持的认同与否的态度；而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则是指法院审理的某一具体案件在法律适用、事实认定上及裁判结果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坚持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已成为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宣传文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提法之一。在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其他有立法权的机关制定出的法律、法规对具体案件所作出的裁判理所当然是正确的，也是应该得到当事人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的，即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一般是一致的，但在司法实践中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之间出现有差距的情况却屡见不鲜，笔者认为，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法律的滞后性与繁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之间的不统一
作为人们必须遵守的社会准则，法律是理性的产物，是人们对社会现象和规律进行认知后的总结。然而理性是有局限性的，其根源在于人们在一定时期的认识可能由于各种事因的制约而不能穷尽认识对象的所有方面，出于这种认识结果而制订的法律对其调整对象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就具有了先后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作为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法律着眼于社会关系的一般共性，其目的是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普遍调整，这就要求法律应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规范性以及不任意变化的稳定性，然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社会就开始了一场全方位的嬗变，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同时促进了法制的发展和完善。许多法律在制订时虽具有一定的应时性和超前性，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异常迅猛，使法律在制订后不久就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使得法律的预见性、超前性与繁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之间出现不一致，造成法律力求实现的正义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
二、法律自身的逻辑性与社会传统思维习惯的不统一
任何社会规范及行为准则都具有其自身的逻辑性，法律规范也不例外。然而由于社会传统的思维逻辑习惯与法律规范的逻辑有时会出现不同，就势必会造成社会大众从传统社会思维习惯的角度出发而对建立在法律逻辑基础之上的司法裁判结果产生抵触。例如，一位父亲一怒之下将其经常虐待家人且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的儿子杀死，在一般群众眼中，他无疑是“为民除害”的英雄，而法律却可能因此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可能就不会为群众所理解，从而出现群众联名请愿，要求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情形。此时，司法机关的司法“为民”就会与为民除害的“为民”产生冲突，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就会出现不一致情形。
三、司法裁判结果中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不一致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人民群众普遍知道的一个审理案件的基本准则，一般情况下，法院只有查明双方当事人产生争议的事实之后，才能在所查清事实的基础之上对双方当事人争议作出裁判。因为引起双方当事人产生纠纷的事实都是过去已发生过的事实，而法院审理案件时所查明的事实通常是依靠证据所反映出的事实，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事实，有时尽管证据比较充足，但依靠证据所反映出的事实也不可能会全现已发生过的客观事实，它反映的只是客观事实中的某一大方面，而不是全部，此时审判机关通过证据所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就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司法机关在这种情形之下作出的裁判所实现的公正与正义的本来面目会不一致，从而造成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裁判结果中认定的事实产生怀疑，致使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出现不一致。
四、审判过程中程序与实体问题重视程度的不一致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增强，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诉讼中的当事人比以往更加注重自己的诉讼权利，除了要求人民法院公正的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之外，也要求人民法院充分的保障自己的诉讼权利。一般情况下，适用法律程序是否公正，是以适用程序法是否严格和正当作为标准，根据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方式作出判断的，只要没有违反程序法，而且程序正当，就是司法公正，否则，即使裁判结果实体上合法，案件也可能会被指为裁判不公。近几年来，法院不断开展要求审判人员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避免暗箱操作，开展阳光工程，增加审判过程的透明度的工作，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却仍存在着不少审判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这就出现了在不少案件中，我们虽然做了大量的息访息诉工作，且实体裁判和适用法律也没有问题，但怎么解释当事人还是不服，认为法院存在暗箱操作，程序不公的现象，甚至影响到社会大众也对案件的裁判结果产生质疑，从而造成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一致。
五、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与时代的要求不一致
法律的实施是依靠法院的审判活动来实现的，审判活动也总是通过个体法官的个案审理和裁判来进行的。但是任何一部法律，不论其规定的多么明确，具体，都会给法官个人理解、适用留下足够广泛的自由裁量空间。我国虽然是大陆法系，实行的是成文法，但法官也同样享有自由裁量权。实践中，由于法官的学历，经历和年龄的不同，导致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也会有所不同，体现在对类似案件的法律适用和裁决都会出现差异。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但是具体怎样减轻，减轻多少，法律都未作规定，全凭法官在个案中的自由裁量。同样的伤害结果，实践有判受害人承担10％责任的，也有判承担20％甚至30％责任的，这公正吗？实际的，上述裁判均未违法，从法律效果上看，他们是公正的。案件类似，但裁判结果却不一致，这在法律实践中是无法避免的，甚至正表明了个案裁判的公正。然而人民群众的法律知识都是有限的，虽然现在的普法力度不断加大，但人民群众大都还处于知道“欠债还钱，杀人抵命”，知道自己权益受到侵害后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水平，至于怎样正确的保护，保护的正确与否则还处于一知半解状态。要想让所有人都认识到“法律是一门学科，要想真正掌握并认识他，则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并非易事。因此我们很难要求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和认同一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可以甚至完全可能与另一个案件有所不同，而两个案件的处理结果在法律上都是公正的。所以，参照一个案例提出上诉、申诉，指责对自己的这一案件裁判不公的当事人才会得到社会上多数人的同情。在这些人眼里，类似的案件如果没有相同的结果，这样的裁判就是不公，从而造成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不一致。
司法裁判的权威性体现在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所以从审判工作的整体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发展的形势及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衡量，追求司法裁判中“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是必须的，只有两者一致，法律的权威性才能得以实现。然而，如何才能更有效的做到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一致呢？笔者在此发表一些的肤浅观点，以供大家探讨。
一、牢固树立司法公正的裁判理念，弥补法律的滞后性
法律规范是调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他告诉人们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自从有法开始到今天法律逐步完备，有这样一个事实已逐渐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即由于法律在制订时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它不可能穷尽社会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然而法律具有原则性的特点都始终未变。立法本身的目的就在于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这两者是统一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即通过调整人们的行为来达到调整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诉讼最根本的目标就是给诉讼当事人一个公正、公平的裁判，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由于法律的滞后性问题是一个不能根治的矛盾，所以要想弥补法律自身的局限性，除在新类型的社会矛盾出现后，及时有针对性的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外，法官还应牢固把握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在出现法律滞后的情形时，以公正、公平为永恒的裁判标准，全面把握法律的精神，在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案件发生时的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及时间因素等，以公平、公正的诉讼目标来审核证据，理解法律，并作出裁判，从而使裁判结果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达到两种效果的统一。
二、加大法律宣传力度，树立司法权威的观念
曾有位美国大法官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裁判之所以具有权威性不是因为我们的裁判十分公正无私，而是因为我们拥有最终裁判权；我们之所以拥有最终裁判权，是因为我们裁判的公正...... ”由此可以看出，法律的公正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公正，裁判的权威是建立在法律权基础上的权威。换而言之，就是在法治社会中，对于裁判结果公正与否的评价，应以法律标准作为最基本的标准，同时法律标准也应是评价司法裁判公正与否的唯一标准。我国是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度的国家，封建社会中遗留下来的传统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长期存在；另一方面，法院是保障和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人民群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后手段，因此，社会大众对司法裁判的结果都存在着过高的期望值，要想改变这种状态，首先应在司法体制中真正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性，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使社会大众树立起司法裁判具有至高无尚权威的观念。因为仅有法律、司法机关而缺乏法治意识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我国现阶段虽经“三五”普法教育，但“法盲”不仅在农村，甚至在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众中也屡见不鲜，社会法治意识的谈薄，直接导致了公民、单位对国家法律、法院裁判的漠视，致使审判权威不高，法律尊严不存。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也就不可能尊重法院的审判权威，人民法院的审判若没有权威，就必然会使法律看起来不那么可靠，不那么公平，从而导致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其次，在执法过程中，应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增加法制宣传的内容，对于案件当事人来讲，无论法院作出怎样的裁判，都会有裁判正确与裁判有误两种截然想反的感受，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也都存在着裁判公正与不公正两种观念。如果能让社会大众及当事人认识到法院的裁判是最终的，其必须接收，那么他们对该裁判自以为不公正的认识将会大大淡化。如此，这项依法作出的裁判在根本上又是对其有利的，因而是公正的，应当予以尊重、维护和执行。正是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在对社会大众的普法教育上，不仅要让社会大众知法，懂法，知道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要应加强社会大众对法律权威和法院裁判权威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促进两个效果达到统一。
三、增强法官素质，加大阳光工程力度，做到程序与实体并重
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的具体行使者，在依法治国中担负着特殊重要的职责，其职业道德素养、法律适用水平 、专业知识结构和审判工作作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和文明进度。作为英国著名法官、律师和哲学家的培根对法官的素质曾作过这样的阐述，他说：“法官应当博学而不只是止于聪明；法官应当受到尊敬而不只是止于受到欢迎；法官应当深思熟虑，而不是止于自满，自信。但只有这些仍不够，正直才是法官之命脉与圣德。”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队伍离法官要求的精髓还相差很远。只有加强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提高法官自身素质，教育法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并在思想上解决为准执法，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树立求实、严谨、刚正、廉洁、文明的职业形象，才能使法官真正成为社会上受信任和尊重的人。才能通过审判案件的职务行为，传播先进法律文化，弘扬法制精神，使司法裁判文书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实现两个效果的统一。
近年来，社会大众不断“疾呼”要求法院彻底解决“暗箱操作”的问题，法院内部也加强了开展“阳光工程”，增加审判透明度的力度，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法院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理性告诉我们，追求实体公正永远只是相对的，甚至常常是困难的，难以把握的。而程序公正，则是现代司法理念所追求和所能表达的最基本的司法公正。这是因为，公正的裁决不仅应该存在，更重要的是应让人们看到它是存在的。裁判的实体公正，惩治了违法，伸张了正义，只能让守法公民和有正义感的那部分公民感到他是公正的，而要使整个社会相信法院裁判的公正，只能通过合理正当的司法程序。因此，法官在重视实体裁判，实体公正的同时，必须重视程序公正，以程序公正来展现实体公正，以程序公正来保证实体公正，以程序公正来证明实体公正。在西方国家，他们的传统作法是“重程序、轻实体”，按他们的说法是：“实体错误侵害的仅仅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而程序错误则是侵害全民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实际上，依据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程序与实体并重是对执法的基本要求。要真正解决此问题，就应严格执行审判制度，减少庭前裁判法官接触一方当事人或各方当事人的机会，强化和健全审判流程管理及监督体制，将审判的辅助性工作如送达法律文书等与庭审工作彻底分开，且增加辅助性工作和庭审工作的透明度，增强当事人举证和承担举证不能后果的自觉性，从诉权和程序上保障裁判的公正，从而达到两种效果统一的目的。
四、净化诉讼代理人市场，建造良好有序的诉讼环境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下列人员可以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1、律师；2、当事人的近亲属；3、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目的在于帮助诉讼当事人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协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以便于当事人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目前的诉讼代理人市场却较为混乱，一方面表现为个别律师功利思想严重，案件败诉后，不是运用法律向当事人解释，反而将败诉的责任推到法院身上，鼓动诉讼当事人上诉、申诉或上访；另一方面，许多不具备律师资格的公民以个人名义大量代理案件，充当诉讼掮客，从中渔利，造成社会大众对法院失去信任感。笔者认为要杜绝目前诉讼代理人市场混乱的现象，就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根治，即一方面由司法部门加大对诉讼代理人的管理制度和职业素质教育，对不具备代理资格的一经发现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制订相应的司法解释由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严格审查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对没有代理资格的坚决杜绝其参与诉讼，从而减少社会大众对司法裁判的误解，达到两个效果统一的目的。
除上述对策之外，加大诉讼调解力度也是保证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审判效果相统一的有效途径之一。因为调解是调和纠纷，其结果是建立在诉讼双方当事人均自愿接受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其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也是相一致的。对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的追求是必要的，但是也应该是有节制的，因为在一个法治的国家，法律应当成为全社会特别是司法机关必须遵循的最高规范。司法机关只有公正高效地依据现存的法律在对个案追求正义的基础上，在保证个案的法律效果的前提之下，再去追求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一致才具有实际意义。


刑法研究的心理痕迹－《刑法的辩护与批判》后记

欧锦雄


　　时间总是在自然地流逝，屈指算来，我从事刑法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已达二十一年。自从摸到学术研究的门路后，我对学术研究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探究学术问题的真谛是一个艰难的追寻历程，其间研究者往往需要付出利益或快乐的代价，然而，一旦学术问题得以解决，其投稿出去的文稿被刊物发表，其愉快的感觉是难以言表的。学术生涯其实就是苦中找乐，也可以说，学术研究是学术人的苦乐游戏。这些年来，我就一直在玩这苦乐游戏。

　　自从对刑法学产生研究兴趣以来，我总是以撰写论文的方式研究刑法问题。我也曾考虑过出版两、三本个人的学术著作，并一直在努力工作，本打算几年后再完成这一心愿，然而，2006年底，我有幸被评为“2005年度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并从财政上获得科研资助。这激励着我去早日实现这一心愿。《刑法的辩护与批判》一书是以近十年来我研究刑法理论的部分科研成果为基础，经过最近一年多时间继续刻苦钻研而完成的。为了完成这科研项目，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充分利用了各种业余时间来从事研究工作。在这一年多的所有节假日里，我几乎都是在爬方格子中度过。本书中的“中国刑法发展的沉思”、“科学犯罪构成模型的追寻”、“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之构建”、“刑事责任真谛的追问”、“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之争”、“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辨析”、“不作为犯罪的概念和范围”、“‘ 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行为构成竞合论’ 之提倡”等内容即是在近一年多时间里完成的。本书的许多前期研究成果曾在法学报刊、杂志发表过，在将这些前期研究成果纳入本书前，我对许多内容进行了修改或调整。

　　二十一年来，我在不断地阅读各种法学书籍，在不断地笔耕，在教学中成长，在写作中进步，与岁月同行，不知不觉中人到中年。年龄的增长自然产生一些人生感悟和学术感悟。在此，不妨畅谈一下，以抒胸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刑法学界普遍否定法人（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并在理论上言之凿凿，但是，到了同一世纪的九十年代，赞同法人（单位）可成为犯罪主体的声音占据上风，并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被立法机关采纳后，其在新刑法典里确立了牢固的地位。近些年来，司法实务界出现了滥用扩张解释之风，惩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也似乎成为理所当然之事，而支撑其做法的刑法理论早已存在，并得到不断强化。凡此种种，让我觉得刑事领域出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幻景。近年来，随着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理论的突起，司法实务界广泛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去罪、免刑或减刑。这一现象又让人体会到“欲去之罪、何患无辞”的感受。刑法理论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孰真孰假？从这一现象可知，刑法理论对立法和司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也让学术人感到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学术人不应带着个人功利的目的去研究问题，而应理性地思考问题。学术要创新，学术要求实和求真，学术人应具有社会责任感，应积极参与到学术的辩护和批判之争论中，以追寻归真的理论去指导实践，让社会法律制度合理，让公平、正义永存人间。

　　这些年来，随着读书的增多，思考领域的扩大，产生了许多想研究的问题，许多论文的腹稿已有，一些专题的学术专著构思已产生，但是，我渐渐地感觉到身体大不如前，出现了力不从心之感觉。我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曾一度使自己身体劳累过度，因此，深深地感到学术研究者确需有个好身体。我国一些著名法学家，学术成就卓著，著作等身，我想，这除了与他们具有非凡的聪明才智以外，也与他们具有硬朗的身体不无关系。可见，搞学问的人一定要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以保证有旺盛的精力开展研究工作。

　　人各不同。学术人要学术、要生活，要求实和求真。近几年来，我时常警醒自己：学术作品不宜求多，但要尽可能力求精与真。我希望自己用心写成作品，并应敝帚自珍。当然，作品是好是坏，应由人评说。但求自己尽心去完成的作品会对社会有些许的作用。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如何评价，这是社会科学界较关注的问题。有人认为，某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否有价值，应以它是否为实践部门所采纳，或是否直接指导了社会实践为参考依据。就法学研究成果而言，应以这一成果是否被立法或司法所采纳为依据，或者是以能否直接指导其他法律适用活动为依据。我认为，这一认识具有片面性，这里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法治的进步，需要法学的繁荣，法学的繁荣靠各领域、各阶层的法学研究人员合力来发挥作用。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本专著或者任何一篇文章，都不能单独成就法学繁荣。在法学研究成果里，是法学基本理论的价值大？抑或是法律实务研究的成果价值大？我认为，这两种成果同等重要，它们均会直接或间接地对立法、司法等法律活动产生影响。其影响可能会产生于现在，也可能产生于未来。法理学、法哲学和各部门法的基本理论同样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各种法律活动产生影响，这些理论往往是通过产生法学理念来影响人们立法、司法或从事其他法律活动，这种影响往往更深远、更持久。法学基本理论的作用一般不会立竿见影，其作用往往可能体现在将来，因此，在对法学基本理论的价值进行评价时，应深刻认识这一点。基于前述认识，我较重视刑法基本理论的研究。长期地对刑法基本理论的思考和研究，也最终促成本书的出版。

　　随着社会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各高校、各单位往往会对发表了研究成果的人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且奖励力度渐趋增大。有人认为，学术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发表后，他可得学术奖励，职称可得以提高，因此，学术研究者主观上是为了自己，其学术研究行为是一个自私行为。这种理解是值得讨论的。人具有自私的本能，这是不言而喻的。学术人应是一个自私和大公的复合体，学术人应有社会责任感，学术人也不可避免地得考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在考虑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社会上各种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奖励措施，是在根据人性的基本特点而制定的，这是无可非议的。从实际效果看，这些奖励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当然，社会科研成果的不合理评价体系，也在阻碍社会科学的发展。无论如何，学术人不应过于考虑个人的功利，许多优秀的作品往往是学术人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情况下完成的。在教学科研以及参与司法部门的疑难案件讨论中，我常常碰到一些刑法理论难题。我的性格较为执着，每当刑法理论难题困绕我时，我会感到全身不舒服，并产生非弄清这一理论难题不可的想法，并将其作为一个研究项目，一旦解决这一理论难题，并让其变成论文时，就会觉得全身爽快。对我而言，促使我去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原因是，疏通思想脉络，疗理思想疾患。

　　人生有限，而一本用心铸就的学术著作往往需要漫长的时期去完成。这本书是我耗费了多年精力而完成的第一部个人学术著作。生命不息，研究不止。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希望自己重点关注刑法理论里的几个重要专题，争取在各相关专题范围内撰写系列论文，一旦对某一专题形成思想体系再考虑出版书籍。学术人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是：不要出于个人功利而制造学术垃圾。我将时刻铭记这一学术道德准则。学术人要生活，要研究。在浩瀚的宇宙里，每个人是如此的渺小。在茫茫的刑法理论海洋里，有研究不完的问题。每一个刑法学人都不可能把所有的刑法问题都研究完。在将来，若我感到累了或想偷懒一下，我将会自嘲：别太贪心了，留给别人、留给未来人一些问题研究吧！每一个研究者均应在刻苦研究的同时，给自己留下一定的休闲时空，并健康而快乐地享受人生。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别人的帮助，一本著作的问世必定需要许多人支持。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向曾关心和支持我的人们表示衷心感谢！

(摘自《刑法的辩护与批判》，欧锦雄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题目为摘录时增加。关于本书的讨论可见法律博客：刑法的辩护与批判：http://xfdbhypp.fyf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