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博士后工作“十一五”规划》的通知
人事部 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
关于印发《博士后工作“十一五”规划》的通知
国人部发[2006]1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各博士后设站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推动博士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全国优秀博士后表彰暨博士后工作会议精神，制定了 《博士后工作“十一五”规划》。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和各设站单位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人 事 部
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
二○○六年十月三十日
博士后工作“十一五”规划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精神，根据《关于贯彻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的要求，改进和完善博士后制度，充分发挥博士后工作在加强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制定本规划。
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形势
我国博士后制度建立二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博士后工作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的指示精神，坚持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建立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比较完备的博士后管理制度和灵活的运行机制，形成了学科专业齐全、部门和地区分布广泛、产学研结合日益紧密的博士后工作体系。目前，已在全国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中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363个，在企业等单位中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318个；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7000多人，其中研究工作期满出站的达23000多人，造就了一支年轻、富有活力的博士后人才群体,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学术交流和相关学科、交叉学科、前沿学科的发展。实践证明，我国博士后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有计划、有目的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制度，是一条有利于青年人才快速成长、脱颖而出的重要途径，在我国经济社会特别是科技教育事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当前，我国博士后工作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培养出大批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加快对跨学科、复合型、战略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特别是人才竞争需要我们创造更加良好的人才培养和使用环境；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需要增强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教育、科技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博士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顺应新的形势，不断创新博士后工作，激发新的活力，努力把博士后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十一五”期间，博士后工作要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创新完善制度，稳步扩大规模，注重提高质量，造就创新人才，加快培养造就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跨学科、复合型和战略型博士后人才队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人才支持。
（二）基本原则
——坚持博士后工作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紧密围绕国家“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对人才的需求，有计划有目的地做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建设工作，着力提高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培养、使用质量。要突出重点，协调推进，特别要注重跨学科、复合型、战略型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更好地为研究重大基础理论、重点公益性课题研究和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项目服务。
——坚持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人才培养优先”的理念，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坚持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中使用，把培养和使用相结合贯穿于博士后工作的始终。积极探索并采取符合博士后特点的各项措施，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育才、用才机制。
——坚持产学研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机制，把人才培养、科技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不断提高企业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
——坚持政府主导与充分发挥设站单位作用相结合。政府人事部门要把博士后工作纳入人才工作总体规划，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宏观指导和管理，加大支持力度。各设站单位要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大对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培养和使用力度，努力造就符合社会需要的各类高层次人才。
（三）主要目标
──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博士后管理体制。健全完善国家、地方博士后管理部门和设站单位三级管理体制，形成由人事部门牵头、各有关部门协调合作、各设站单位发挥人才培养使用主体作用的工作格局。加强服务体系建设，改进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培养和资助方式，逐步研究解决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实现博士后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提高培养质量，稳步扩大设站规模和招收数量。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博士后工作质量评估体系和激励机制，提高博士后培养质量，促进博士后站稳步健康发展。到2010年，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总数比2005年底增长30％左右；科研工作站总数比2005年底增长50％左右；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预计达到8000人左右。新增设的流动站、工作站主要向新兴学科、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倾斜。
──提高博士后研究人员整体素质。着力提升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自主创新能力，人均成果率高于国内同等资历人员的平均水平，其中重大科研成果、自主创新成果和科研成果转化率要有较大提高，努力造就跨学科、复合型、战略型、创新型的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群体。
──健全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加大对博士后事业的投入。 “十一五”期间，国家对博士后事业的总投入将超过15亿元，是“十五”期间的3倍。其中博士后日常经费的投入达到10亿元，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总额达到5亿元。地区、部门和设站单位也要相应加大对博士后事业的投入，并积极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博士后事业。
三、政策措施
（一）改革完善博士后管理制度
进一步改革博士后管理体制。国家主要负责总体规划与政策制定，流动站和工作站的审批、评估、表彰和培训以及需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服务工作项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贯彻落实国家相关规定，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区特点的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措施，加强对本地区博士后工作的管理、指导和监督；博士后设站单位主要负责贯彻落实国家和地方博士后管理部门有关政策，决定博士后招收与管理的具体事项，重点做好博士后的培养、使用、管理和服务等工作。
改革博士后研究人员招收管理制度。修订博士后研究人员招收与管理规定。各设站单位应依据岗位需要和研究工作特点，按照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将博士后研究人员纳入本单位人事管理范围，进一步加强对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培养、使用和管理。
改进工作站与流动站联合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方式和方法。发挥工作站在联合招收中的主导地位和流动站的支撑作用，保障各方权益。联合招收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可在工作站或流动站所在省（区、市）办理博士后研究人员进出站手续。部分符合条件的工作站经批准后可以独立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二）加大投入力度，实施特别资助计划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国家财政增长和博士后事业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博士后日常经费资助办法，提高博士后日常经费标准。从2006年起，博士后日常经费标准从原来的每人每两年6万元提高到每人每两年10万元。
制定并实施博士后特别资助计划，对具有较大创新潜力和取得突出科研成果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给予特别资助。有关地区、部门和设站单位应为获得特别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相应的支持，对获得特别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其在站时间可以根据项目研究的需要适当延长。
增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对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研究工作的择优资助力度。
支持西部地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博士后事业的发展，在日常经费资助，博士后科学基金择优资助等方面给予倾斜，鼓励博士到这些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三）加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科研工作站建设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在博士后培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要把加强流动站和工作站的建设放到博士后工作的突出位置，增强培养创新型人才，创造创新成果的能力。
各设站单位要不断提高对博士后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按照博士后工作的方针、政策，切实做到组织落实、制度落实、计划落实、经费落实、保障落实。
各级博士后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企业博士后工作的指导和支持。组织和协调有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发挥其学科、人才、信息优势以及对企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持作用，对口帮助企业合理确定博士后研发项目和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计划，完善站内各项管理制度，为企业博士后工作提供各类服务。
（四）健全完善博士后工作质量保证机制
要从各个环节入手，确保培养质量的落实。要严格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设站条件和评审程序，流动站、工作站每两年增设一次。完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工作站的评估制度和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实行严格评估。对管理不善、评估不合格、不具备设站条件的视情况予以警告、限期整改，直至撤销，并向社会公布。
完善博士后研究人员管理制度，规范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评价标准，严格进站遴选、中期考核和出站考核，改进对博士后研究人员目标管理、绩效评估、纪律约束、择优汰劣等管理工作。加强博士后经费管理和审计。
积极组织各种有益的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加强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鼓励和引导他们立足本职、胸怀全局、学风严谨、团结协作、勤奋工作、勇攀高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五）完善博士后服务与保障
构建高效、开放的服务体系。建设多功能的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博士后供求信息发布、博士后进出站管理、博士后学术技术交流、博士后工作经验交流、博士后科研成果转化、出站人员跟踪等服务工作的信息化，不断提高服务工作效能。
根据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程，积极研究推进博士后保障制度改革，逐步解决博士后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六）扩大博士后工作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吸引海外留学博士回国和优秀外籍博士来华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扩大博士后工作的国际交流途径和合作渠道，鼓励和支持设站单位与国外研究机构加强学术联系和研究合作；支持博士后研究人员开展与项目相关的出国短期学术交流与合作，提高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学术技术水平和国际交流能力。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博士后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为全面实现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各级博士后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博士后工作在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力措施，保证规划的落实，为全面实现“十一五”期间博士后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而奋斗。
侠观念与中华法制
马聪
摘要：侠观念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长的一种现象，它的存在与法制有一种悖论，侠的出现与存在，是符合法制的内在要求的，并且侠的观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制的衰落的情况下，来自民间的对法秩序的呼唤，法制与侠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侠的本质是信用和正义，法制的本质也是这种要求。同时侠和法制存在一定的冲突，法制的公平正义，与侠的情感因素产生了摩擦和碰撞，本文就这些内容展开讨论。
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战争纷纷的春秋战国到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的晚清，中华大地上都存在着一批慷慨悲歌之士。他们有绝伦的武艺，他们有信用和义气，他们舍己为人，他们救人于危难，这些人，就是侠。
侠，在中国每个朝代都存在，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表现的更明显。春秋战国的二百四五十年中，是天翻地覆的动乱年代，旧的社会制度在瓦解，新的社会制度在萌生，王室隆替，大国争霸，世族盛衰，战争频繁激烈，政局变化多端，民无依托。在这种动荡的大环境中，侠是大量涌现，其中有布衣之侠，有乡曲之侠，有闾巷之侠。在中国历史上至今流传的荆轲等四大刺客，就是这个年代的产物。经过秦的大一统和二世而亡，中国从比较安定的环境中进入了大动荡的时期，此刻农民战争风起云涌，揭竿而起，斩木为旗，在这样的动乱的年代，侠又大量的涌现，这种侠风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在史书中记载张良收买刺客刺杀秦始皇等一些事迹，还有如汉初的朱家，田仲，王公剧孟等人。汉武帝之前，游侠事迹见于史书，在《史记》中就有《游侠列传》。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封建正统思想的逐渐形成，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在政治上的推恩令的颁布，在逐渐缩小诸侯国的势力范围，在经济上采取了重视农业，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在对外上北击匈奴，大一统的格局逐渐形成了，在这种环境下，侠被逐渐镇压，禁止，很明显的是汉武帝诛杀了当时的大侠郭解。东汉以后，科举的实行，人们只知道功名，更耻于与侠为伍。在唐朝时期，国力强盛，思想上兼收并蓄，人们的思想开放，侠在这个朝代是多少有立足的，也是被李白等诗人在赞颂的。但是，无论如何，侠的行为有碍于统治，侠的事迹少见于官方史籍，很明显的在《汉书》中，班固就没有向司马迁那样提及侠的事迹。其实，在民间，侠是时候存在的，在汉代以后的朝代中，甚至在晚清，这种劫富济贫，救人危难的侠始终没有消灭，如清末的大刀王五，杜心武等。正是由于侠的长期存在，使侠义观念在中国产生并发展流传，影响着世人，在封建社会中的复仇的人，许多是侠所为。在近代，港台的武侠小说，也是这种传统思想在现代的反映，在著名的武侠小说的作者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很形象的写出了中国古代侠的风格和形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观念的核心，是正义和信用。当然这种正义是基于社会和当时的历史的条件限制下的，是侠士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断定的结果和认识。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写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心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些话都很客观的评价了侠的为人和行为。
侠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在太平盛世，农民保持着再生产的能力，有着稳定的生产和居住地，统治者也对地方和中央的官僚有很强的控制力，游侠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很少的，如贞观年间，康熙年间。即使在汉代的文景时期，侠虽然存在，但是受到很大的制约，并且有景帝诛侠的行为。而在朝纲紊乱，政治腐败，秩序无法控制的时候，侠便大量出现。因此，在以人治为传统的封建中国，社会法制状况与侠的状况密切相关。社会越黑暗，法制越不完善，有令不行，游侠就越多。归根到底，游侠的出现与发展，是与中国历代人治的消极作用的影响下，不重视发挥法制作用的结果。在一元集权的权力结构下，权力高于法律的统治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重权术，权与法的这一矛盾很明显。权力的变数和超常增大，形成了权大于法的政治状态，权治而非法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别的产物，权治而非法治，必然造成重权轻法，轻法必然越轨。在统治者的越轨过程中，侵犯了人民和其他阶层的利益，必然遭到民间或者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的反对，侠就是这种人的代言人和代表。
更深一步讲，侠"之出现，是作为对于社会中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每当社会在财产上、政治上、法律上出现严重广泛的不公正，而且这种不公正，又不能以正常法律、伦理或其他制度化的方式得到调整和纠正时，人民就梦想于"侠"并且呼唤"侠"。的确，侠在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方面，影响是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正义的化身。在春秋战国时期，荆轲因为受到太子丹的知遇之恩，答应为了太子而刺杀秦王，即使是在知道明知把握不大的情况下，依然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壮士一去不复返！同样的战国时期的侯赢，是为了报答魏国公子的恩义，在帮助其完成出谋划策的任务后，自刎身亡，这正是后来魏征在诗中所说的“侯赢重一言”。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重视义气的，言出必行，并且，这些所谓的草寇，是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正义，是为了救民于水火的。
侠被允许以触犯和蔑视时代法律政治的形式--实际往往是以私相报复、自了恩怨的方式，去平衡或重建建立在人类良知之上的社会公正。此即所谓"替天行道"。就这一意义上观之，一方面，固然"侠"的存在是社会的一种痼疾，因为他们是无视法律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否定之否定，是以毒攻毒者。在一个法制已紊乱，特别是当人民对贪赃枉法的整个官僚体系缺乏信任，同时又找不到更好的抗争手段时，侠，就成为他们所寄予希望的一种正义力量。所以侠的出现和横行，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大规模人民反抗和起义的前声和预警信号。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一个三部曲，起初出现个别的反社会分子--侠，继之组成一个以侠为核心的秘密社会--会党，最终组织和发展为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直到推翻一个皇朝。这是二个三段式：侠（个别）--会党（特殊）--起义（普遍）。因此，侠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是进步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因素。
人们呼唤信用，呼唤正义，侠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了正义，代表了信用。而这些，是否与法制，甚至与法有必然的关系呢？可以说，自国家产生以来，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有自己的法律传统和法律的思维模式，甚至是影响民众的法的理念。所说的法制，一般是指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政权机关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它包括法的制定，执行，遵守。从阶级斗争的理论讲，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从社会的角度讲，法是维护社会公正的调节器。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法制在一定程度上都分配和维护社会认为是正确的价值的分派，并且提供解决争端的机制和场所，消除或者化解矛盾，而且还有社会控制的作用，实施正确的行为规则。正义，是法历来追求的最高目标，正义是法的必然原则，正义对于法的进化，法律地位的提高，内部结构的完善提高法的实效有重大的作用。因此，既然侠观念和正义有内在的一致性，那么侠观念和法在目的价值上应该存在一致性。中国古代的法律，很大程度上是礼法结合的，道德和法律是不分的。这种法的特殊性，使在西方的民事法律中的信用，在中国的儒家法律中渗透很深。在西方，普遍认为契约自由，信用是民事法律中的帝王条款原则，在中国，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体现信用。信虽然是文化道德范畴，但是信却和法律不仅不排斥，而且是良法必须具备的要素。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开始出现正统的封建思想，这种思想是以儒家学说为根据和内容的，而儒家的学说，无论是孔子时代的儒家，还是董仲舒时代的儒家，都是重视道德作用的，三纲五常是封建法制的核心和理论基础，而信是五常之一，信者，诚也，专不一移也。《荀子》中说：庆赏罚必以信，而商鞅将信列为与法和权并列的治国的三大法宝：“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所以，从应然的角度讲，法与侠义观念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正是法的信用和正义与侠的正义和信用相暗合。从实然的角度讲，侠的正义和信用是在法的作用没有实施或者无法实施的情况下而起作用。
然而，正是因为事物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侠与法的关系也不例外。侠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的人治，一种人大于法的思想观念。所以，无论怎么样，侠在一定程度上是蔑视法，忽略法，破坏法。在法制比较清明时期，侠义的行为，可以说是没有合法性和程序性的。个人不通过法和一定的程序而代表社会行使对他人的生杀大权，这种思想是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的体现和翻版，这不是应该提倡的。侠作为人，是有感情因素的，所以就单个的侠来说，侠很容易作出义愤的举动，这种基于义愤，很容易破坏法，也就是很容易在为被害人复仇的同时，也会滥杀无辜，甚至是错杀。有古诗形容侠风是“杀人如麻”，也是有根据的。从侠的团体讲，侠的结合，很容易就形成了团体，绿林群莽。侠形成了反对社会的势力和团体力量，当其不恪守替天行道、济困扶危、行仁仗义的侠义价值原则一价值观时，他的成员实际就是武装的流氓甚至盗匪。侠与流氓、盗匪的相互转化，是汉以后中国历史中一个极为寻常而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实际上，近世江南"青红帮"的著名"闻人"，"掌门人"黄金荣、杜月笙都曾经以"侠"自居和自命。）另一方面，一旦这个秘密社会归依于某种政治纲领的时候，它就可以转而成为一种有武装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此即历史上的"会党"。而当这个以"侠"为成员的秘密社会归依于某种宗教教派的时候，它又可以演变成从"黄巾"、"五斗米道"到近世“天理教”、"太平天国"、"天地会"、"一贯道"的各种教门。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宗教政治力量。总之，侠的社会，乃是自秦汉以后一直隐藏在公开社会之下的一个有自己的语言、信仰、行为方式和价值准则的秘密社会；并且因此，而对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其对社会的反作用，不可低估。这种超越社会评价标准的侠的行为，是对法甚至是对社会的蔑视和破坏。
总而言之，侠与法的关系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悖论，这种悖论就是：侠为了维护正义和信用，实际在破坏着信用和正义。这中悖论形成，有它自己深刻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根源。
中国自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就逐步过度到封建社会，这种自己自足的社会，农民要求有自己的土地，并且要求有强大的中央政权的出现，以维护这种安宁的生活，保持这种有再生产能力的生活。下层的地主也是如此，而上层的大地主官僚也热衷于大一统，这是和中国儒家思想有关。而在中国古代，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在其存在初期和末期都能保证农民的自己自足和这种安定的生活。每个封建王朝的后期，都是土地兼并严重，流民大增。侠，正是是中国下层社会的产物，正是流民阶级的英雄。其基础是流民。流民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困扰了历代政府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周王朝、汉王朝、唐王朝、明王朝、清王朝的衰落、灭亡，都与这个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有关。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缺乏资本及市场，这个流民阶层不能转入产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在不断治乱循环中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因此这种流民的存在，就是使侠始终在中国大地存在。法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统一和安定，所以，流民的这种心理——不甘于没落和没有天理的生活，又安心于这种统一的安定的生活，就造成了自己反抗和招安的全行为过程。
从文化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侠与法的悖论，映现了中国皇权专制政治下作为被奴役子民的双重心理：
[1] 寻找反抗 [2] 充满恐惧。这种双重心理，又表现为希求好父亲--圣君，清官，和崇拜强有力的丈夫（即保护者）--侠的弱者文化心理。寻求反抗，要求侠的存在和发展，并且是对当时的失去秩序的法制的控诉和破坏，正是对弱者的正义和信用的基础；也是对正义的这种恐惧，又使自己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历史的宿命——招安或者改朝换代。这种恐惧，使自己没有办法摆脱服从的心理。这种服从，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自己的法制的不信任，在反抗的时候就几乎是全盘打倒，滥杀无辜。这也是中国千年来的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人格的扭曲和不健全，也是这个原因，是中国情法冲突的原因。
侠观念和法制的关系，就很好说明了人与法的冲突和一致。对侠的信用和正义，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在市场经济下，信用和正义是必须的。侠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其他的积极因素如保护弱小者等，都是应该提倡的。在现代化的今天，侠文化经过改造，仍有其存在的价值，那就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待现实和生活，自觉自愿地维护正义，敢于跟邪恶、不公平甚至犯罪作斗争。研究侠的存在和历史，对于研究我国的失业和下岗问题，对于犯罪问题中的有组织犯罪，都有很大的借鉴和吸收意义。因为在古代的侠，就是一种独立与社会之外的第二社会，这种社会，就是有着现代意义的黑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当然也有质的区别。但是这种历史的继承性是不可否认的。研究这种历史，对中国古代文化很有借鉴意义，对于如何处理人和法的关系，也有很大意义。当然，对于侠对法制的破坏，应该剔除，因为现在是法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