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
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
杭州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
（2011年10月27日杭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2011年12月13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促进本市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学前教育。
本条例所称学前教育，是指为学龄前三年儿童提供保育和教育服务活动的总称。
本条例所称学前教育机构，是指招收学龄前三年儿童进行集体保育和教育的全日制或者半日制的幼儿园。
第三条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
学前教育应当纳入教育优先发展范畴，发展学前教育应当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原则，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第四条学前教育实行政府负责、分级管理、部门合作的管理体制。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学前教育工作的规划、投入和监督管理，统筹和协调学前教育相关事宜，推进学前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市和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的主管部门，具体负责贯彻学前教育方针、政策，制定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和有关制度并组织实施。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其他职能部门和相关社会团体，按照职责分工，协同做好学前教育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所在地学前教育发展规划，负责举办公办学前教育机构，扶持本行政区域内各类学前教育机构健康发展，并协助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各类学前教育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
第五条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举办各类学前教育机构或者以各种形式捐助支持学前教育事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扶持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引导和支持民办学前教育机构提供普惠性服务。
第六条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基础上，重视学龄前儿童早期保育和教育工作，鼓励和推进“托幼一体化”进程。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学龄前儿童的分布情况和聚居趋势，合理布局并适时调整学前教育机构的规模和标准，为学龄前儿童就近入园提供便利。
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编制学前教育布局专项规划。
学前教育布局专项规划报市、县（市）人民政府审批。有关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中应当落实学前教育布局专项规划的内容。
第八条居住区开发建设时，应当根据规划要求，安排好学前教育建设用地，配套建设相应规模的学前教育设施。
居住区配套学前教育设施应当按照《杭州市居住区配套设施建设管理条例》的规定，与居住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并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举办成公办学前教育机构或者委托举办成普惠性民办学前教育机构。
本条例所称普惠性民办学前教育机构是指由教育行政部门认定的，非营利的，面向大众提供服务，按等级收费的民办学前教育机构。
第九条居住区配套学前教育设施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无偿移交给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依据有关规划配套建设的学前教育设施的使用性质，不得侵占、破坏学前教育设施，不得向使用居住区配套设施的学前教育机构收取不合理的费用。
使用居住区配套设施举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应当优先招收配套设施服务范围内的适龄儿童。
第十条在学前教育机构布点不足的区域，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在符合基本办园条件的前提下，将空置楼宇、厂房和校舍等置换、改造为学前教育设施。
中小学布局调整后闲置的校舍及其附属设施应当优先用于举办学前教育机构。
第十一条依法需要征收学前教育园舍的，应当征求教育行政部门的意见，并按照学前教育专项布局规划建设或者安排新园舍。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和学前教育机构对在园儿童作出妥善安排。
第十二条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学前教育的投入，重点建设农村学前教育机构。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建设一所公办中心学前教育机构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建设多所公办学前教育机构或者举办公办中心学前教育机构的分园区、教学点。
第三章 设立与审批
第十三条举办学前教育机构应当符合本地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组织机构、章程和规范的名称；
（二）有符合规定的场所、配套设施和工作人员；
（三）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举办学前教育机构，举办者应当向拟举办地的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许可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举办者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个人身份证明；
（二）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章程；
（三）拟聘用工作人员的资格证明、健康证明；
（四）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场所权属证明和经费来源证明；
（五）办学场所建筑质量检测合格证明，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或者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
（六）餐饮服务许可证明和卫生保健合格意见；
（七）联合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应当提交联合举办的协议；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申请筹设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筹设手续。
第十五条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核发办学许可证；不予许可设立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学前教育机构取得办学许可证后，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相关登记注册手续，并及时将有关登记情况及印章式样、开户银行账号等报教育行政部门和登记管理部门备案。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举办学前教育机构。
第十六条学前教育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名称、场所、办学形式、办学规模、经费来源等发生变更的，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在变更之前到原许可、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学前教育机构分立、合并、自行终止的，应当依法进行财务清算，妥善安置在园儿童，并由原许可、登记机关分别予以收回办学许可证和注销登记。
学前教育机构增设园区的，依照新设立学前教育机构的规定办理许可手续，并实行属地管理。
第四章 保育与教育
第十七条学前教育应当遵循学龄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坚持科学保育和教育方法，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第十八条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为入园儿童提供各类服务，并为其法定监护人提供科学育儿的指导和服务。
学前教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尊重、爱护儿童，禁止虐待、歧视、恐吓、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等损害儿童身心健康的行为。
第十九条学前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应当坚持全面性和启蒙性的原则，采用规范教材，教学内容应当联系儿童生活，有益于儿童身心健康。
第二十条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招生。
学前教育机构的招生与班额设置应当符合有关规定，招生计划应当经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学前教育机构的招生简章应当客观真实，并在发布前报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健全组织机构，建立和完善保育教育管理、安全管理、卫生保健、财务管理、人事管理、课程管理、档案管理、家园联系等制度。
第二十二条学龄前儿童应当经医疗卫生机构常规健康检查合格，并经查验儿童预防接种证后方可办理入园手续。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每年组织在园儿童体检。
第二十三条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加强安全管理，按照规定配备保安人员和相应的安全防范设施，定期开展校园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等公共安全教育培训和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儿童人身安全。
学前教育机构不得在危及或者可能危及儿童人身安全与身心健康的建筑、设施及环境中开展保育和教育活动。
学前教育机构提供的食品、玩（教）具、生活设施及用品，应当符合国家、省食品安全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严禁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的玩（教）具和用具。
学前教育机构设立食堂并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食品安全要求。
禁止组织儿童参加商业性活动和无安全保障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增强师生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救助能力，并定期进行演练。
学前教育机构发生突发事件或者儿童人身伤害事故时，应当优先保护儿童安全，及时救护，妥善处理，并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不得瞒报、延报和漏报。
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制止扰乱学前教育机构正常工作秩序或者侵犯儿童人身安全的行为，必要时应当向公安机关报案。
第二十五条鼓励学前教育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学生意外伤害校方责任保险，所需费用在学前教育机构公用经费中列支。
第二十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接受学前教育。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促进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学前教育工作。
第五章 经费与保障
第二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统筹本行政区域的学前教育经费保障工作，将学前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保障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区县（市）为主、乡（镇）分担、社会参与、家庭缴费的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各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
第二十八条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逐步提高学前教育事业费在教育事业费中所占比例。各区学前教育事业费应当达到同级教育事业费的8%以上，各县（市）应当达到5%以上。
市本级和各区、县（市）在地方教育附加中按不低于20%比例安排学前教育专项资金。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每年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一定比例的学前教育专项资金。
第二十九条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设立学前教育专项资金，用于各类学前教育机构的建设、租赁、开办以及教师待遇、培训等资金补助及奖励，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学前教育专项资金的使用，应当平等对待公办学前教育机构和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扶持力度。
第三十条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和落实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制度。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并参照所在地小学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标准，逐步提高。
第三十一条公办学前教育机构的保育费实行政府定价，按等级收取，具体标准由市和区、县（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教育部门确定。提供餐饮等其他服务收取的费用，应当遵循家长自愿、据实收取、单独核算、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
民办学前教育机构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由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制定，在实施前报市和区、县（市）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示。其中，普惠性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保育费可以参照公办学前教育机构执行。
学前教育机构不得跨学期收取保育费，不得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赞助费，不得以举办兴趣班等名义代替正常教学活动并收取额外费用。
第三十二条新建、改建、扩建学前教育机构的，按照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建设的有关规定减免相关费用。
学前教育机构的用水、用电、用气等价格以及垃圾清运等公共服务的收费按照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的标准执行。
第三十三条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经费由举办者依法筹措，保证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民办学前教育机构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在立项、建设用地、建设规费、税收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在机构等级评定、教研活动、人员培训、表彰奖励等方面与公办学前教育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第三十四条实行困难家庭子女、孤儿、残疾儿童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具体按照市财政部门、教育部门制定的标准执行。
第三十五条各类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和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管理单位，应当支持与配合学前教育机构的园外活动，按照有关规定对学龄前儿童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支持社区和行政村为本行政区域内学龄前儿童园外活动提供非营利性服务。社区和行政村应当配合学前教育机构开展本行政区域内学龄前儿童的法定监护人及看护人员培训工作，有关文化体育设施、活动中心等应当对学龄前儿童免费开放。
第六章 学前教育工作者资格与权益
第三十六条市和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落实学前教育专职工作人员和教研员，负责学前教育管理、指导和教师培训等工作。
第三十七条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包括园长、专任教师、医务保健人员、财会人员、保育员等。
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国家、省、市规定的任职条件或者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
学前教育机构教师与中小学教师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第三十八条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对本单位的发展规划及重要决策有知情权；
（二）参与监督本单位的管理工作；
（三）通过工会组织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其他依法享有的权利。
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职业操守，履行岗位职责；
（二）尊重儿童人格，维护儿童权益；
（三）遵循儿童发展规律，促进儿童健康与全面发展；
（四）其他依法应当履行的义务。
第三十九条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每年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一次健康检查。
第四十条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机构编制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落实公办学前教育机构教师编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招聘工作人员。
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的事业编制教师用于促进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工作。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招聘和配齐工作人员。
第四十一条学前教育机构应当保障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学前教育机构事业编制教师应当执行所在地中小学事业编制教师的工资政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非事业编制教师工资福利待遇逐年提高，并逐步达到所在地事业编制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水平。
学前教育机构非事业编制教师享受住房公积金政策，符合条件的，可以参照所在地事业单位标准参加社会保险。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学前教育机构非事业编制教师在职称（职务）评聘、进修培训、教研活动、健康体检和表彰奖励等方面，享有与事业编制教师同等权利。
第四十二条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学前教育师资培养。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学前教育机构教师在职培训纳入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范畴，有序开展学前教育机构园长、专任教师培训工作。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学前教育机构其他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鼓励、支持教师进修业务。
第七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三条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学前教育督导制度，并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情况列入对各区、县（市）和乡（镇）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的工作考核。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对学前教育发展及其布局专项规划的制定与落实、经费的投入与使用、保教质量、管理水平、教师待遇等事项进行督查，并纳入年度教育工作督导考核范围。
第四十四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浙江省幼儿园等级评定标准》等规定对各类学前教育机构进行等级评估。对学前教育机构实行动态管理，定期开展专项督查，对不符合相应等级学前教育机构条件的，予以限期整改、降低等级或者撤销称号处理。
第四十五条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在每年第一季度向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的办学情况报告。报告内容应当包括遵守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情况，按照章程开展活动情况，人员和机构变动情况，校园安全情况，卫生保健考核验收情况以及财务管理情况。
第四十六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学前教育管理信息平台，公布学前教育政策法规、考核评估等管理信息，公布学前教育机构的章程、机构概况、收费情况、接受政府资助和奖励、社会捐赠、财务审计结果等信息。
第四十七条学前教育机构的安全实行属地管理。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定期对本行政域区内学前教育机构的疾病预防控制、食品、建筑及设施设备、交通、消防等安全状况及内部保卫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和整治，落实综合治理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公安、环保、文化、卫生、工商、安监、城管执法等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采取措施，共同创造和维护安全、安静、清洁、文明的学前教育机构周边环境。
公安、卫生、安监、食品药品监管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学前教育机构安全、卫生等工作的监督和指导。
第四十八条学前教育机构应当组建家长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由家长选举的代表组成，可以吸纳社区、行政村代表和其他社会人士参加。家长委员会有权对在园儿童合法权益的维护情况实施监督。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定期向家长委员会公布机构工作计划、执行情况，公开听取家长意见。
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机构的监督评估应当征求家长委员会与社区、行政村意见，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开。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条对未经许可从事学前教育的，由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提请区、县（市）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予以取缔，并妥善安置在园儿童。
第五十一条学前教育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无法退还的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或者吊销办学许可证：
（一）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的；
（二）发布虚假招生简章的；
（三）学前教育设施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者安全标准，危害儿童身心健康或者生命安全的；
（四）保育和教育的内容、方法违背儿童发展规律，损害儿童身心健康的；
（五）工作人员不具备规定的任职条件或者未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的；
（六）擅自终止办学的。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警告，并可以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的教具、玩具和其他教学设备的；
（二）组织儿童参加商业性活动和无安全保障活动的；
（三）擅自改变学前教育设施用途的；
（四）侵占、破坏学前教育设施的。
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价格主管部门、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退还违法收取的费用：
（一）向学前教育机构收取国家和省、市规定以外费用的；
（二）学前教育机构收取与学龄前儿童入园挂钩的赞助费的；
（三）学前教育机构用收费兴趣班、实验班等活动代替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
（四）学前教育机构所收费用未实行独立核算、专款专用的。
第五十四条学前教育机构不按照规定用途使用专项资金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照规定责令退还已拨付专项资金，并在退还之日起两年内不予拨付同类专项资金。
学前教育机构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取消当年获得扶持与奖励的资格。
第五十五条民办学前教育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将收费报价格主管部门备案的，由价格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六条本条例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
国家赔偿责任与公务员赔偿责任
马怀德
国家赔偿因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侵权行为所致。然侵权行为又有执行职务与非职务，故意过失与无过错之分，因而，在什么情况下公务员个人承担责任，什么情况下国家承担责任，国家责任与公务员责任有何关系等问题值得探讨。
在许多国家，由于存在民事赔偿与国家赔偿之分，因此解决公务员行为造成的损害也出现了几种途径：一是要求公务个人负赔偿之责；二是要求国家与公务员连带责任；三是国家负赔偿责任，公务员对受害人负责。
一、公务员个人的赔偿责任
这里所指的"公务员"既包括领取薪金的正式国家工作人员，也包括受国家机关委托执行公务的个人及法律授权行使行政职能的人员。简言之，凡依以法律或委托从事国家公务或协助公务的人员，均在此列，但不包括假冒公务员从事公务的犯有欺诈行为的个人。公务员承担个人赔偿责任分为几种情形：
1．凡从事与国家公务无任何关联的纯私人民事行为造成损害的，公务员须负个人侵权赔偿责任，如税务管理员与邻居打架的致人伤害，国家机关司机为家人运货撞伤他人等均属之。
2．与执行公务无关的个人犯罪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由公务员个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如公务员犯有杀人、诈骗、盗窃之罪造成他人损害的，均由个人赔偿。
3．公务员执行公务时犯有个人严重过错造成损害时，一般由公务员个人负赔偿责任。"个人过错"概念源自法国，与公务过错相对。指公务员执行职务中有故意、恶意行为或重大疏忽，超出职权范围的行为。[1]个人过错可能发生在两种情况中，一是过错发生在执行公务以外的行为，称为与行使职务有"客观上的脱离，"的行为，实际上指前两种情况。此种情形由个人负责较容易理解。二是个人过错发生在执行公务中，通常因公务员的某种缺陷、一时冲动和疏忽大意而产生，称之为与行使职务有"主观上的脱离"。如执行公务时公报私仇、蛮横无理甚至付诸武力。[2]而主观脱离性过错又有两种：一种是公务员有个人目的，在行使职务中谋取个人利益，或由于个人恩怨打击报复；另一种是公务员行为的性质已不属于应有的范围，如警官执行公务时，粗暴殴打他人，管教人员辱骂在押人犯等。在美国、新西兰，对于公务员的殴打，诽谤，恶意引起的侵权行为，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而由公务员个人承担。[3]
公务员个人赔偿责任具有两类特征：第一是公务员行为与公务无关，即使有关，也须以公务员有故意，恶意为条件。在执行公务中，无任何过错或只有过失而无故意的，个人一般不负赔偿之责。第二，对公务员作为自然人的纯个人行为：犯罪行为；公务执行中的个人过错行为，受害人依以民法请求公务员个人负赔偿责任，一般不得依以国家赔偿法向国家请求赔偿。
二、公务员与国家连带赔偿责任
连带责任是特定情形下，国家与公务员个人共同承担赔偿义务的赔偿方式。发生连带责任的情形有二种，一是国家机关过错与个人过错难以区分，为了便于受害人获得赔偿，法律一般规定可以向国家和公务员个人任何一方请求赔偿；二是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只要公务员执行公务中的侵权行为出于故意，被害人有权既向国家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公务员请求赔偿，如我国台湾省的规定。
连带赔偿责任的根据来源于二种理论，一是代位赔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作为雇主，必须对雇员（公务员）执行职务上的侵权行为负连带责任，受害人可以向国家或公务员个人任何一方请求赔偿。二是法人赔偿责任论，该理论则主张，国家作为机关法人，对于其董事及职员因执行职务所加于他人的损害，与该行为人负连带责任。二种理论就赔偿责任的归属而言是大体相似的，无大区别，只是前者是责任比后者范围要窄，即雇员所负连带责任，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免责。条件是：只要雇主能够证明在选用受雇人、监督受雇人执行职务方面已尽相当的注意，或尽管注意仍不免发生损害的，国家可以免除赔偿责任。而法人责任则不存在免责问题，即对于有法定代表权的公务员执行公务造成的所有损害，国家和公务员均负连带责任，国家不得以在选任或监督公务员时已尽相当注意为免责理由。
连带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通常是允许受害人向侵权行为人公务员或其所属的机关任何一方提出赔偿请求。在法国，提出这种赔偿请求必须以请求对象为标准区分请求的机关。如果是以职务过错为由，可以向行政法院起诉，要求国家赔偿损失；如果以公务员个人过错为由，则向普通司法法院提出，要求行为人赔偿损失。当然，法国对公务过错与个人过错的合并责任经历了一个由不承认到承认，由窄到宽的过程，开始时并不承认合并过错责任的存在，而认为，行政责任与个人责任不能合并。后来为了更充分地保护受害人利益，最高行政法院放弃了原来的主张，通过昂盖案和勃蒙尼耶案的判决，确认了合并过错与合并责任的存在。认为受损害公民既有权起诉有过错的公务人员，又有权起诉行政机关，任何法院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被害人的起诉权，也不能借口被害人行使了其中一次起诉权而不受理另一次起诉。[4]1949年后，合并责任有了新发展，即行政法院对"与公务有一定联系"作了扩大解释，主张损害虽发生于公务之外，但它是因公务赋予的工作造成的，国家就不得推卸其赔偿责任。如一名治安守卫者，在下班后擦试枪支不慎走火打死另外一个人，虽发生于执行公务以外，但佩带、保养枪支，则是职业所需，国家与个人合并负此责任。只要个人过错"未丧失与公务的所有联系"，合并责任就自动产生。
就方便受害人获得赔偿而言，先向国家请求赔偿显然有利，因为多数情况下，公务员个人无力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且公务员过失越大，愈严重，损害也愈大，受害人得到的赔偿机会也越小，而向国家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则不存在机关无力支付的问题。就国家机关工作效率和保护公务员积极性而言，如要求受害人只对有个人过错的公务员请求赔偿，国家不负连带责任，则容易挫伤公务员工作热情，使其陷于频繁诉讼，患得患失，萎缩不前，反而影响其工作，有害于整个社会利益。因此，虽然国家机关与公务员个人可能发生连带责任的情形，但更多受害人愿意选择国家为赔偿义务主体，这已成为许多国家赔偿制度发展中的一个趋势。
三、国家的偿赔责任
国家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受害人只能向国家请求赔偿，不得向公务员个人请求赔偿。国家对受害人赔偿之后，也不再追究公务员的责任，这类赔偿发生在无过错或只有公务过错而无个人过错或轻微过错时；另一类是国家赔偿受害人之后，还可要求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务员支付全部或部分赔偿费用，这类赔偿则发生在公务员个人有一定过错情形下。
纯公务行为造成的特别损害一般由国家单独赔偿，如冤狱、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公共征收造成的损失等；纯公务过错造成的损害，则全部由国家赔偿，公务员个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如在证据不足情形下非法拘留公民后被证明为错误的；纵使公务员个人有一定过失，但显著轻微，不宜由公务员个人承担责任的，由国家赔偿，如公务员强制传唤受害人时，因疏忽未关好囚车门，受害人跳车逃跑受伤致害的，国家应负赔偿责任，但公务员个人不负赔偿责任。受害人只能向国家请求赔偿，不得向个人请求赔偿。许多国家如日本、美国的刑事补偿冤狱赔偿均承认即使公务员无过错，国家仍须负赔偿之责。
国家单独负赔偿之责的另一种情形是即使公务员执行职务中有故意或过失，但受害人就其所受损害，只能向国家请求赔偿，不得直接向公务员请求赔偿。如德国基本法第34条规定的国家赔偿责任，日本、美国的刑事补偿责任，就属于这一类。瑞士联邦政府对受害人负直接赔偿责任，而国家公务员不负赔偿责任，如公务员的行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存在联邦政府可追偿。[5]
四、我国赔偿责任的立法取向
我国国家赔偿与公务员个人赔偿在立法界线上是基本清楚的，但由于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仍有商讨余地。《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诉讼法》第68条规定："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该行政机关或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负责赔偿。行政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承担部分
或者全部赔偿费用。"显然，民法通则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公务侵权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并未明确区分国家赔偿责任与公务员个人责任。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虽明确了国家机关或公务员侵权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而非公务员责任，但适用范围仅限于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权所造成的损害。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出所有执行公务的侵权行为均应由国家单独负赔偿责任，而不及于公务员。
从以上三种请求赔偿的途径可以看到，各国国家赔偿制度中均对国家侵权行为进行了大致划分，第一，与公务完全无关的公务员个人侵权行为，受害人对此类行为无国家赔偿请求权，只能通过民法向公务员个人请求赔偿，这在我国同样适用。即对公务员个人行为受害人有权向公务员个人请求赔偿。第二，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各类执行职务过程中的侵权行为，且公务员在执行职务中有故意或恶意。受害人既可向公务员个人请求民事赔偿，也
可以向国家请求赔偿。司法机关不得排斥受害人的选择诉权。第三，国家机关及公务员的纯公务行为，造成特别损害的，公务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务侵权行为，或公务员只有轻过失的公务侵权权行为，均由国家负责赔偿。受害人不得向公务员个人请求赔偿。
五、国家赔偿责任与公务员个人责任的一体化趋势
区分国家责任与官员个人责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成为传统民法与现代国家赔偿法经常发生冲突的焦点，特别在公务概念变幻更迭的今天，要分清个人行为与公务行为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理论上的纷争也反映到实践中，法院在判断哪些是公务行为，适用国家赔偿，哪些又是个人行为，适用民事侵权赔偿方面绞尽脑汁，受害人受到侵害后因不能确定其性质而投诉无门，即使是由公务员个人所负的赔偿责任，因个人财力有限，受害人也很难得到圆满的赔偿。因此，自本世纪4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在国家侵权赔偿方面，呈现出国家责任与官员个人责任一体化的趋势。总的方向是扩大政府责任，减少官员个人责任，直到公务员个人责任完全为政府责任所吸收。
1961年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的修正案规定，对于因政府雇员驾驶机动车导致的赔偿中，被诉人只能是政府而不是雇员。在过去几届国会中，已提出了若干法案，对于全部违反宪法的侵权案件由政府代替官员承担责任。1979年3月的国会中，肯尼迪参议员提取消官员个人赔偿责任，由国家代替赔偿，并用纪律处分取代对官员个人的追偿。[6]法国行政法院对公务员个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日趋反对，把绝大多数公务员侵权行为均归结为公务过错，拓宽了公务过错的内涵和外延，凡与公务有瓜葛的过错，均可视为公务过错，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均由公务部门承担。实践中，公务员个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日趋减少。[7]公务员个人赔偿责任被国家责任所吸收的趋势并不排斥追偿权的存在，即大多数国家对有故意或过失的公务员享有追偿权，但在实践中，执行这种权力更多是一种纪律手段，而不是赔偿费的追偿。[8]
注：
[1]林准、马原：《外国国家赔偿制度》第71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
[2]罗豪才、应松年：《国家赔偿法研究》第10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