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基点
李伟迪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怀化市,湖南,418008)
提 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是法治和德治的内在要求，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作为行使治理权力的主体，首先要从四个方面构建法德合治的体系：既要立法，又要立德；确保民权，倡导公益；权出于法，力以德行；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关键词：法律；道德；以法治国；以德治国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The Methods of Ruling by Law and Morality
Li Weidi
（Huaihua Teachers’College,Hunan, Huaihua,418008）
Abstract:The combination of ruling by law and morality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ruling methods .It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ing.As the subject of exerting ruling power ,the country ought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sides:making laws as setting up morality,ensuring democracy as prosposing pulic benefits ,the power standing under the law and depending on the morality,loving and stabilizing the people as enriching and educating them.
Keyword: Law;Morality;ruling by law;ruling by morality
一、 既要立法，又要立德
１、立法者要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使命，立法要引入道德价值标准，德治能行法。
作为治国的手段，法律属于制度层面，道德（指主流道德，下同）属于精神层面，但就本源的意义说，道德与法律是一体的。法律是什么？其实就是对道德的起码要求赋予国家强制力的结果，法律的内容与起码道德的内容是重合的，道德就是法律，法律就是道德。人们在行为时，一般不会去区分自己的行为是道德行为还是法律行为，法律和道德最终都要指向行为，因为在评价一个人时，首要地是看其行为而不是其想法。因此国家机关也是道德机关，法律人士也是道德卫士。基于这个命题，首先立法者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应该有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地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过高的要求会被视为暴政，过低的要求会被视为纵恶，都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立法者要预见到，所立的法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否出于自愿而遵守。但是法律也不能过低地估计社会的道德水平，要及时而恰当地肯定道德发展的成果，实际上，可以把法律的发达史，看作道德的发达史，例如，孟子提倡“民为贵”的政治伦理，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历代君王及臣僚不可能有这样高的道德水平，因此古代的法律就不可能把民众利益置于君王利益之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法律不能贯彻“民为贵”的理念，就显然落后于道德的发展要求，并且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因而这样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再如，反腐败是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起码要求，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是坚决支持的，但是反腐倡廉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切实地发挥他们的道德力量，没有落实他们对腐败行为的监督权和控告权，以至在比较清楚地了解腐败行为的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劝止，不愿举报，甚至不愿协助调查，久而久之，社会以能贪、敢贪、成贪为荣，以至出现了较多的窝案和串案。因此，法律要及时反映和巩固并借助道德发展的成就。现在法律界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就法律谈法律，重视研究法律条文的逻辑关系，忽视法律与道德及其他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的互动关系，这应该引起警觉，防止把法律和法治引向死胡同。具体到立法领域，要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把法律大厦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２、道德卫士要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道德建设要借助法律手段，法可固德。
道德卫士首先应是法律斗士，要以法律的实现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要有自觉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道德卫士对法治的趋势要高瞻远瞩，为法律制定摇旗呐喊，为法律条文作出道德的注脚，把法律条文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和内心信念。要熟悉法律设定的权力义务，不能停留在法律属性和概念的层次，更不能拿着法律的片言只语对法律说三道四。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权威强化道德的权威，坚信法治能厚德。
法能厚德，德可明法，但法与德毕竞是二个不同的系统，看不到法与德的冲突的可能性是认识上的近视。就二者本身的构成因素来看，法律是一元的，道德是多元的。即使是当今的主流道德，也是多元的，从道德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看，有夫妇道德、父子道德、公民道德、市场道德、职业道德等等，例如，父慈子爱是父子之间的道德，自古以来，天经地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公民之间经济交往的道德。现设计一个案例以说明二者的冲突可能性：甲贫病交加，其二十岁的儿子乙救父心切，在得不到其他途径帮助的情况下，盗取了邻居二万元现金，并作好了坐三年牢的准备（事前他查阅了刑法第264条），全部用于甲治病。甲病愈后，在一次洪灾中抢救出了十万元的国家财产。对乙的盗窃行为，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就不一样，并且道德评价内部也有矛盾，从父子道德看，乙的行为无可指责，因为尽管甲很可能不赞同乙的行为，但从乙的角度看，只要能挽救甲的生命，就应不惜一切（决不杀人越货），显然对乙的行为无可指责；从公民道德看，乙的行为是不符合道德标准的，因为被盗者对乙和甲没有直接的救助义务；因此道德内部发生了价值冲突，在此基础上，与法律也发生了冲突。可见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实从尧舜到孔子到韩愈，一直有法律与道德矛盾处理智慧的追问，但是他们的智慧没能解决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对这个矛盾，应该这样处理，第一，做任何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法德合治也一样，应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为标准；第二，处理道德内部的价值冲突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即“小圈子”服从“大圈子”，要取道德调整效能的最大值，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当然，要把道德冲突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因此对上案的处理方案是：犯罪成立，量刑从轻或减轻。
因此作为治国者，既要立法又要立德，德不能破法，法也不能破德；一手拿经典，一手握宝剑。
二、 确保民权，劝导公益
１、 充分保护民权，是法德合治的制度基础
民权是法治的源泉和真谛，这是法治理论的基本命题。如果我们不敢承认民权，人们就不能认同“我”是集体的一分子，也不好理解“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并不排斥个人的民主权利，而是追求个人民主权利在社会同步前进的基础上的最大化，比极端的个人主义更快、更多、更稳妥地实现人们的利益。
社会主义法律要充分保护民权，这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在一次国企股份改制的调查中，调查员问，改制以前员工对本厂国有资产被领导贪污或被盗是什么态度？员工说，一般不管；调查员问，现在是什么情况？员工说，现在既要管，也敢管，因为我有股份在里面，企业章程也明确规定了我的权利。企业改制，使企业员工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使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法律和道德的也获得了实现的力量，一方面，国家对国有财产、个人财产的法律规定得到了遵守，另一方面，企业领导和员工的爱厂如家的道德也有了制度保障。
民权的范围不局限于经济民权，还有政治民权，它包括选举权、监督权、批评权、弹劾权、罢免权、抗辩权、请求权等，它是依法办事和廉洁从政的基石和依靠，是遏制和根治腐败的利器。近年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是实现民权的一种较好的尝试，特别是东北等地的“海选”，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在村长的选举中，党组织起一个指导和监督的作用，政府也不提候选人，由村民报名参加竞选，在选举时，竞选人主要靠自己平时的名声和竞选演说来赢得选票；村民竞选、选举热情非常高，选举权的行使率达99%，选举顺利完成了预期目标。“海选”给我们这样一些启发，第一，不能过高地估计人们的政治水平，党组织和上级政府的“导航”作用不能忽视；第二，不能过低估计人们的政治能力，不要以为不符合我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定势就是没有政治能力，即使是普通农民，他们也有自己认识和表达民权的路径和方式。联想到这么一个故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一个老农来见，纳头便拜，孙先生赶紧避让，并扶起老农，说现在是民国了，不能这样，老农激动地说，我见到民主了，我见到民主了！老农很可能没读过三民主义的册子，也不真正知道民权制度，通过孙的言行，老农以特有的方式，体会了民权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权的认知。对自己幸福最有发言权和选择权的应该是自己，只要是智力健全的成年人，就能行使政治民权，只不过是治国者要帮其找到行使权力的适当方式。第三，选举权是政治权的核心，“谁的人谁能管”，我估计，基于村民的压力和自己的诺言，“海选”村长任职期间，会真正努力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至于以权谋私、贪污公款、欺上瞒下、粗暴专横的现象可能大为减少甚至绝迹；同时从宪法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海选村能得到较好的实现。我认为新闻界和学术界能否对“海选 ”村进行隐蔽的长期的追踪访问和研究呢？第四，下级的行政抗辩权是政治民权的重要内容。我国行政诉讼法把行政机关内部的争议排除在外，使得宪法和部门法规定的监督权、批评权、控告权在行政领域落空，同时党纪政纪规定的道德要求也会落空，这是我国行政法研究和立法的一片荒地。在下级的行政抗辩权得不到切实保护前，谁敢批评上级的专横？谁能“扔掉”上级的“小鞋”？很多案例显示，敢于抗辩者会为此被压制、被调离、被辞退、被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一种现象，下级对上级、部属对领导的言行是比较清楚的，不管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但是对上级的违法行为，下级一般不愿“吱声”，决不多管“闲事”；个别比较“高明”的上级，将一部分不法利益与部下分享，部下对不法利益不要也得要，况且有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这也是“窝案”发生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谁来制约上级？目前的做法是：空泛的号召＋举报＋上级检查，举报方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背离，中国人信守与人为善的信条，对举报者的评价不高，特别是被举报者违法不是严重的情况下，举报者会视为“小人”，决不会是英雄。上级检查作用不大，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出现在上级面前的形象都是经过“包装”了的，上级很难看到“庐山真面目”，上级由上级监督，上级的上级由更高的上级监督，越往上，监督者越少，监督力量越薄弱。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信，权力不受监督往往会走向腐败，而监督的力量之最大源泉不在上而在下，在广大的民众之中。谁来监督上级，这个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确保政治民权是必由之路。
文化民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文化民权的核心是接受和传授人类文明的教育权，经济和政治民权在观念上的表达权（宪法称之为言论自由）。教育权的普及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表达权的脆弱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观念领域有一个矛盾突出地存在，你唱你的调，他依他的韵，说的做不到，做的不敢说。究其原因，第一有些宣传调子不分对象，造成了政治经济与思想的割裂，如对“大公无私”的宣传有所欠缺，对共产党员，不仅要宣传，而且必须做到大公无私；但对一般社会成员，则只能要求他们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由于舆论宣传缺乏层次要求，因此普通人感觉到，似乎不认同大公无私就无地自容，所以把大公无私写在纸上，挂在口上，但不在心上，也不能付诸行动。第二，对一些法律明确肯定的，在客观上普遍存在的，对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行为或方式不敢或不愿加以道德的注解和肯定，例如对炒股，至今没有那位伦理学者作出系统的、肯定的评价，因此股民也疑惑自己是不是投机分子，不务正业，有“大户”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以戏谑的口吻说：股民最爱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肯定了的民权，在观念上不敢表达，在道德上置于未决的状态， 该断不断，反受其乱，以至人们看不到股民投资的一面，只看到投机的一面；以至误导出一些观念，只要能抓钱，可以不顾一切，因此消极因素被放大了，道德的威力被消减了。
文化民权是对经济民权和政治民权的反映和巩固，法律赋予的权力，道德要赋予正义。只有人们从内心深处和个人民主权利出发，才能真正内在地需要法律和道德，这是法治和德治实现的基础。
２、 积极劝导公益，是不断进步的阶梯
在现代，一个国家如果不承认民权，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是落后的，将要崩溃的；如果不提倡公益，这个国家是不会再发展的，也是会崩溃的。现在的情形是，很多地方需要“献爱心”，舆论宣传也不遗余力，但“献爱心”的人还是那么稀有，前段舆论抨击一位“阿姨”广告，一管可窥全豹。劝导公益，是养德之道，养德可以行法，法治、德治和公益有内在互动的关系。如何促成三者良性互动？从法治的角度看，要出台系统的公益法，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要保护“献爱心”者的正当权益，要为他们撑起法律的保护伞。从德治的角度看，要及时关注公益活动的新鲜事物，要作出道德的反响，要让他们美名远扬，甚至流芳千古。道德学问的巨子应致力此事，乐于此道。道德家们还有一个任务是弘扬国粹，从孔子到孙中山，多少道德文章有待我们去发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天下为公”，这些传颂千古的良言警句，不正是中华民族道德历程的真实写照吗？不正是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基础吗？事实上，关于公益对法治与德治的推动，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 权出于法，力以德行
１、 一切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一切权力必须置于法律约束之下
中国古代也有法律、有法制、有法治、有德治、有法德合治，唐律“一断于法”，“一准乎礼”，“以礼入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但是与今之法治、德治比较，最大的差别是权与法的主次，古代权大于法，当今应法大于权。权在法上，其结果必然是人治，出一清官实属不易，而坏官则能为所欲为，法律成为利益取舍的工具，道德只是虚假的标签，久而久之，国将不国，这是中国人治历史多次重演的一幕。在当代中国，法大于权、权自法出的思想载入了宪法和法律，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权大于法、法自上出、法自官出的言行随处可见，不必置言。
如何保证权在法下？首先一切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权力是个多元的体系，依国家权力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依权力内容分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依权力主体分公权和私权，依主从分有领导权和员工权等等，现在突出的问题是领导权的限制和员工权的强化。现在的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有用人权、评议权、奖惩权，但是这些权力仅仅来自上级的授权或习惯，例如，公务员的公开招聘，这被看成是人事改革的巨大进步，但是选拔的标准和程序，没有法律的规定，基本上是由部门领导凭自己的经验提出几个条条，主考再加上自己的好恶；选拔出来的人如果有“才”，很可能是领导的复制品，如果无“才”，很可能是领导的关系户。对入选者的培养、考评、奖惩的几条内部原则，但也掌握在领导手里或心里，或在酒杯里，个别部门领导成了“诸侯”或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法治和德治在这里是缘木求鱼。按照法治和德治的要求，公务员的聘用和管理应该有一套法定的标准和程序，不因某个领导的好恶而改变，并保持相对的稳定；领导在行使管理权时，也应是有法可依，领导只能对事务的目标和完成的技巧施加影响，而不能随意改变公务员办理事务的程序和目标，以及不能随意委任和免除职员的职权；在评价公务员的业绩时，也应有法定的、具体的、详细的、定性的和定量的标准和程序，要以客观性、公正性、科学性和效益性为价值取向。在这个基础上，领导不得不或习惯于按法律办事，专制和违法的土壤被铲除了，在法治的环境里，干出违法的勾当就不象现在这样容易了，腐败就会不治而愈，领导的公务价值、法律价值、道德价值都能较好地实现。在这种环境里的下级或职员，能专注于自己的岗位职责，敢于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也能依法行使对领导的监督权和建议权，他们的公务价值、法律价值、道德价值也能较好地实现。当然法律对领导权力的制约和公务效率的完美结合是一个核心问题，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概括言之，权在法下则治，法在权下则败。
２、 一切权力的行使 应引入道德评价，一切权力的行使 要援引道德力量
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办事不是自动实现的，客观上法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法律主体的行为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包括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等等，道德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影响，道德能使法律的效益最大化。以某卫生局（甲）对某饭店（乙）的行政处罚为例，有三类行为方式，第一类，甲以行政处罚为工具，不管乙的卫生搞得多好，经常向乙榨取钱财，乙向甲交“罚款”成为例税；第二类，甲不以“找钱”为目的，但对乙的处罚简单化，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交付被处罚人，收钱走人；第三类，甲首先指出乙的违法之处，指出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分析违法行为的主要原因，提供某些解决困难的信息，再处罚。第一类处罚权力的行使，于法于德都应否定，第二类处罚权力的行使，合乎法而失于德，指职业道德，第三类既合法又合德。三类执法效果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第三类是执法效益的最大化；其关键优势是法德合治，把权力的行使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使处罚对象既“口服”又“心服”。有人会怀疑，执法人员哪有时间做“精致功夫”，笔者认为，如果以办案的数量为评价执法者的业绩的指标，当然做不了“精致功夫”，但如果以解决多少矛盾作为评价标准，执法就能更精致些。本节的结论是：权出于法，力以德行。
３、 人事制度要引入道德的一票否决权
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很容易，小偷能做官吗？贪污分子比小偷，谁的危害性大？有暴力倾向的人能做官吗？经常打老婆的人是不是有暴力倾向？惯于撒谎的人能做官吗？虚报政绩是不是撒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类人既违反法律又违反道德，违反法律的人缺乏最基本的道德，无德者执法掌政必成苛法暴政，与社会主义目标是南辕北辙。无德必无位，有位必有德。道德否决权要赋予法律的效力，至少要表达这么三个意思：一是道德记录是任人的依据，一是依道德记录的具体情形，规定不同期限的“禁任”期，一是在任官员，如有道德问题必须辞职。希望在世人面前能展示这么一个形象：公务员是正人君子、道德楷模。
４、反腐倡廉，要拘小节
要正官德、树民德，必须从小节管起，小节不保，难立大义。现实中以下现象司空见惯，警察不抓小偷，工商不管奸商，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等等。如无得力措施，其发展趋势是，官员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人都敢用，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法都敢犯，什么德都不管用，甚至什么人都敢杀，社会上是黄赌黑白泛滥，欺蒙拐骗横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员腐败不是败于一时一事；现在有一种做法是，反腐倡廉，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实质上不是保护官员，而是害了他们，不能到他们不能自拔时，而等着“善后”。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拘小节，不能立大业，治官的法律要不厌其祥。
当然，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不仅仅是国家机关及其成员的事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个命题永远是正确的，老百姓有治国的权力、义务和责任是本篇立论的前提，不过在中国这个封建主义传统影响深远的国度里，国家机关及其成员，在治国过程中确实起着“龙头”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说到，干部队伍是关键，因此可以说，国之本在民，民之命在政，政之绩在官，官之绩在治，治之窍在法德合璧。
四、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１、热爱百姓是法德合治的前提
热爱百姓并不是社会主义时代独有的道德，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西方人把纳税人看作是衣食父母，敬之爱之听之用之，其实这是政治道德的基本规范。但是范仲淹的境界在中国古代一般人达不到，西方人的观念与中国人相左，官是父母，百姓是子民，这是笔者提出问题的原因。热爱百姓是打造当代中国道德体系的第一号工程。
热爱百姓是公务行为方式的内在要求，因为公务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百姓，接触的是普通的平民，公务员如果把公务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不把它作为事业来追求，那么对待百姓的求助就很难做到笑脸相迎、竭诚办事，就很难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很难“慎独”。热爱百姓也是市场规则的要求，姑且不说百姓是衣食父母，起码百姓交税是公务员工资的来源，是典型的价值交换，甚至可以说，是百姓给了公务员一份工作，不应该对百姓存一份感激之情吗？同时热爱百姓是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政治的目的是让百姓的利益最大化，否认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而增进百姓利益的前提是热爱百姓。
２、 百姓安居乐业是法德合治的基本目标
南京市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办法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办法
政府令第216号
《南京市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办法》已经2003年5月7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
代市长
二○○三年五月十二日
南京市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健康发展，保障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私营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制的私营企业以及民营科技企业等其他组织形式的私营企业。
第三条 私营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富民强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与其他市场主体享有同等的待遇，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遵守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守法经营，依法纳税，公平竞争，接受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产业引导，创造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各级人民政府和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对私营个体经济的宣传，创造有利于私营个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舆论环境。
第五条 市政府成立发展私营个体经济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综合协调本市私营个体经济工作。
工商、税务、科技、人事、劳动、经济、建设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对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进行指导、服务和监督。
第六条 对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市、区、县工商业联合会和私营个体经济协会、民营科技企业协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应当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提供服务，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章 支持与鼓励
第八条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可以自主选择经营的行业和项目，直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核准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不予登记的，应当说明理由，书面通知申请人。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专项审批、资质证书或者许可证的，有关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理；不予办理的，应当说明理由，书面通知申请人。
有关部门向社会承诺办理有关手续的期限短于15个工作日的，按照承诺的期限办理。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之外设置针对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的前置审批事项。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公开办事制度，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在法律咨询、产业政策、投资方向、科技信息、社会保险、安全生产、质量认证、环境保护、劳动人事等方面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便利服务 。
第十一条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符合产业导向和规定条件的私营工业企业，可申报和安排国家、省、市的重点技改项目、重点技术创新项目、重大装备国产化创新研制项目、科技攻关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并与其他性质企业享受同等优惠政策；
（二）私营企业投资符合规定条件的工业新办项目，以及列入《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的国内投资项目，按照规定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三）私营企业开发新产品，属于国家、省级新产品的，自鉴定投产之日起，按照规定享受财政补贴政策；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博士后科研创新中心的，享受相应的财政资金支持；
（四）私营企业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费用，以及为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而购置的测试仪器和关键设备费用，在规定数额以内的，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按照实际发生额计入成本在税前扣除；
（五）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民营科技企业，其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增长达到规定比例的，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按规定比例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的民营科技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分别享受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减免的有关政策；
（六）新办独立核算的从事咨询、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私营企业，经税务机关批准，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的有关政策；
（七）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停止征收企业所得税，投资者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八）安置城镇待业、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和残疾人达到国家规定比例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九）其他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建立的各项基金，私营企业在申请和使用方面与其他性质企业享有同等权利。
第十三条 鼓励商业银行调整信贷结构，努力改进金融服务，营造公平的融资环境，支持私营个体经济发展。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协调有关部门，建立社会信用服务体系，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提供信用信息。
市、区、县工商业联合会、私营个体经济协会可以组织设立向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担保的服务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扶持。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性质企业或者组织可以共同出资设立担保机构，对符合条件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担保服务。
第十五条 鼓励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支持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通过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或发行企业债券。政府各部门应当支持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采用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其他性质的企业改制，并给予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享受相关优惠待遇。
第十六条 鼓励私营企业生产出口创汇产品，从境外引进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鼓励私营企业到境外开办加工贸易和生产型企业，带动国内产品出口。鼓励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私营企业申办进出口经营权。
第十七条 鼓励私营企业与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开展技术合作、开发与交流，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积极发展科技型私营企业。
第十八条 鼓励其他性质企业与私营企业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稳定的原材料供应、生产、销售、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等方面的协作关系，带动和促进私营企业发展。
第十九条 鼓励和扶持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树立知识产权及品牌意识，积极申报国内外专利，拥有和保护知识产权，创造、培育和发展名牌产品，争创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和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第二十条 外地人员在本市开办私营企业，投资者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以及聘用的外地专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可以按照规定申请办理本市常住户口。
第二十一条 外地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及其从业人员中已取得暂住证的，中学（初中）、小学和幼儿园应当接受其子女入学、入托，并按政府规定的标准收取费用。有关部门和单位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
第三章 权益保障
第二十二条 私营企业在市场准入、土地使用、信贷、税收、上市融资、进出口、使用外汇、参与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产品认定、申报政府计划项目、科技奖励、取得许可证和资质等级证书以及引进人才等方面，与其他性质企业享受同等的待遇。
第二十三条 私营企业人员在评定职称、技能鉴定、评选先进，以及被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与其他性质企业职工实行统一标准，享受同等权利。
第二十四条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查处。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制定与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权益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决定或者措施时，应当听取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意见。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决定或者措施不得含有歧视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内容。
第二十六条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依法取得的营业执照，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合法凭证，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法扣缴或者吊销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扣缴和吊销。
第二十七条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法的生产经营场所，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或拆迁生产经营场所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予以安置和补偿。
第二十八条 除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省政府及其财政、价格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设立向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第二十九条 向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征收费用时，工作人员应当出示收费依据、收费员证件和价格主管部门制发的收费许可证，并开具由省财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依据。
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权拒绝，并可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一）不合法的税费、罚款；
（二）违法摊派人力、物力、财力；
（三）强行或变相强行要求赞助、捐款、集资；
（四）限定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或接受服务；
（五）强制购买有价证券、订购书籍报刊；
（六）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加入各种行业协会、社会团体；
（七）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十一条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
（一）向私营个体经济咨询投诉中心、民营科技企业投诉中心（以下统称投诉中心）投诉；
（二）向工商业联合会或者私营个体经济协会、民营科技企业协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投诉；
（三）向监察机关反映；
（四）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上级行政机关申诉；
（五）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六）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二条 投诉中心对于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出的投诉事项，应当自接到投诉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向负有责任的部门和单位移送。
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对于投诉中心移送的投诉事项，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给予处理，并告知投诉人和投诉中心。
第三十三条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切实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履行下列义务：
（一）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按照规定为职工办理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
（二）保障职工法定的休息、休假权利和女职工、未成年工的法定权利；
（三）严禁雇佣童工；
（四）加强对职工的岗位培训，建立健全劳动保护制度，保障生产安全；
（五）依法支付职工工资，支付职工工资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六）其他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履行的义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应当追究法律责任，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办法规定，设置针对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前置审批事项的，其行政行为无效，由上级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由监察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机关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第三十六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违法向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收费、罚款、摊派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所在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退还己收取的款物；情节严重的，由监察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机关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办法规定，不履行法定职责，使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未能享有合法权益的，由上级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由监察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机关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使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对于投诉中心移送的投诉事项，无正当理由，未在10个工作日内给予处理和答复的，由投诉中心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监察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机关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第三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侵犯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本办法施行前，市、区、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决定或者措施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