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河南省政府
河南省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省政府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提高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益，维护我省在境外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确保境外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促进我省对外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国内投资单位使用国有资产在境外投资，或境外机构筹措资金在境外再投资举办的非贸易项目形成的中方国有资产。
本办法所称国内投资单位，是指本省使用国有资产在境外投资的行政、企事业单位。
本办法所称境外机构，是指本省国内投资单位在境外设立的行政、企事业机构。包括各种办事处、代办处、代表处等机构。
本办法所称非贸易项目，是指兴办独资、合资、合作经营的企业项目。
我省在香港、澳门地区的国有资产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根据省政府《关于豫港企业有限公司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政〔1993〕90号)，我省在香港、澳门地区的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委托豫港(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具体办法由省国有资产管理局、豫港(集团)有限公司另行
制定。
第三条 境外国有资产的界定，参照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执行。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的界定工作，由对资产有管辖权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第四条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可通过向境外派出常驻、临时人员等办法，对境外机构经营使用的国有资产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管理，也可以要求境外机构派人回境汇报。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检查、指导国内各投资单位的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境外机构使用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境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得干预境外机构依法行使经营自主权。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境外机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和国内投资单位对境外机构的管理，除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外，应当符合国际惯例。
第五条 境外机构的国内主管部门或投资单位应指定有关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与境外机构国有资产产权代表人签订国有资产管理责任书；负责监督、检查有关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执行；制定有关考核及奖惩办法，并具体组织实施，以保证本单位投向境外的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指标的实现。
第六条 国内投资单位凡用国有资产向境外投资兴办非贸易项目，由计划部门会同经贸部门审批。经批准后，在30日内携带可行性报告、章程、批准成立文件、资金批准文件、法定代表人任职通知等有关文件资料，到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境外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核发国有资
产授权占用证书。
现有境外机构没有办理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和核发国有资产占用证书的，由国内投资单位补办有关手续。
第七条 投资单位在办理境外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前，必须确定境外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代表人，并和产权代表人签订国有资产管理责任书。中资企业的产权代表人应为企业主要负责人，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国有资产产权代表人应为中方主要负责人。
投资单位确定的境外机构的国有资产产权代表人，须报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和签发授权证书，对其权利、义务和责任应作出明确规定。
国有资产产权代表人对所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管理责任。国有资产产权代表人必须切实维护我省在境外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在授权范围内经营使用本机构的国有资产，并接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投资单位的监督、检查。
境外机构国有资产产权代表人如有变动，投资单位应事先确定继任人，并办理变更、交接等有关手续。
第八条 国内投资单位对投入境外机构的国有资产，应根据投资性质，分别情况，加强管理。
投资单位在境外设立的代表处、办事处等非经营性单位，其资产管理实行责任制。由代表处、办事处的负责人对国内投入的资产负责节约、有效使用，并保证不受损失。
投资单位投入的经营性境外国有资产，应按经营的业务范围、业务量大小和该行业平均利润率的情况，制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下达给境外机构的产权代表人负责执行，或由产权代表人编制中期和年度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计划，报国内投资单位批准执行。
各级政府财政投入境外的国有资产，其保值、增值指标，由其同级人民政府或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下达和批准。
境外机构和国有资产产权代表人超额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成绩突出的，可由投资单位或主管部门会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给予奖励。
第九条 投资单位用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到境外开办独资、合资、合作经营企业时，投资单位应持审批后的项目建议书，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请立项并进行资产评估，评估结果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后，进行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立案登记和开办登记，凭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授权的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具的审核验证书到海关办理报关手续。
境外机构以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在境外再投资的，可以聘请当地信誉较好的评估机构对资产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报国内投资单位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境外机构在转让、出售境外国有资产时，应进行资产评估，并按评估价值处理。
第十条 境外机构需要在境外办理分公司或子公司时，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批准，并按照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到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手续；未办理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手续，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任何形式的国有资产
投到境外和擅自在境外注册任何形式的经营性机构。
境外机构应在每年年度决算后，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年度检查手续。
第十一条 国内投资单位派驻境外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不得在境外机构以外从事其他经营业务。违反本规定的，应责令立即纠正；拒不纠正的，根据情节轻重，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国内投资单位应根据境外机构的生产经营规模、投资能力和财务状况，对其投资权限作出规定，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报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境外机构以不动产作抵押申请贷款，须由股东会议或董事会决定。国有资产产权代表人应确保抵押资产的安全，造成资产损失的，应承担责任。
第十三条 境外机构提供担保的，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境外母公司可以自行决定向其所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可按出资比例提供担保。
(二)境外机构为中资企业提供担保，须经董事会批准，取得被担保人的财产抵押，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抵押担保协议。提供担保的金额不得超过抵押财产评估价值的70%，并应按担保金额收取一定的比例费用。
禁止境外机构为外资企业和其它机构提供担保。
第十四条 境外机构未经省内有关部门批准，不得经营各种风险性业务(包括外汇、股票、证券、期货、黄金和房地产买卖等)。对有权经营上述业务的机构，国内主管部门应对其各类风险性交易确定限额，并报财政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境外机构应以机构名义在当地办理产权注册登记，并在当地设立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开设帐户；所在地没有中国银行分支机构的，应当在与中国银行有业务往来、资信较好的当地银行开设帐户。确需以个人名义在当地开立帐户办理业务的，由国内投资单位提出意见，经主管
部门审核后，报外汇管理部门会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并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境外机构确需以个人名义办理资本、房地产、物业、投资参股等注册登记的，由国内投资单位提出委托产权代表人的人选，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六条 国内主管部门或投资单位应按年度核定境外机构的国有资产收益率和保值、增值指标。
境外机构应当按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要求，向国内投资单位或主管部门编制报送境外国有资产经营情况年度报告和经当地会计师事务所审验的财务报表。真实、全面、及时、准确地反映其境外国有资产的经营、使用情况。
国内投资单位或主管部门在年度结束后，应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编制报送所属境外机构国有资产综合会计报表，并单独汇总境外机构年度决算。
第十七条 境外机构被撤销、兼并、分立、整体出售和申请破产时，凡涉及处理国有资产的，必须由派出单位或投资单位审核后，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并及时办理清算。清算结果应在清算结束后30日内上报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调回国内的资产和收入，必须及时
、足额调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国有资产，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应调回的资产滞留境外。
境外机构发生国有资产产权转移或资产变动时，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国有资产产权的变更和注销登记。
第十八条 境外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分别由国内投资单位或主管部门、监察部门作出行政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上缴应缴收益，不按规定上报报表、资料和不按规定汇报情况的；
(二)经营不善，连续3年亏损的；
(三)玩忽职守，造成损失金额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四)违法经营，造成损失金额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五)侵占、挪用境外国有资产的；
(六)其他妨碍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或使国有资产遭受损失的行为。
第十九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有关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制度和措施。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2月6日
有关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探讨之批判
刘延强
近来，本人阅读了有关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问题的诸多论文。总的感觉是莫衷一是，唯一的结论是:与其直接探讨个人是否是国际法的主体，不如先对作为我们探讨基础的探讨“姿态”、逻辑方法、真理的标准、知识的产生机制予以重新认识和确立。因为对探讨“姿态”、逻辑方法、真理的标准、知识产生机制的认识不同，结论自然不同，赞成某种结论实际上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某种探讨“姿态”、逻辑方法、真理的标准、知识的产生机制。与具体问题的结论比起来，后者的阐明更有“君临城下”“兵来将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与罗列个人是国际法主体的具体实例比起来，研究“问题”之前先谈一下“主义”显得更具有张力。
前几天有幸在“正来学堂”上读到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http://dzl.legaltheory.com.cn）一文，本人感受到评论性文章的魅力，大放厥词，写下本文，以求“探讨”的本身少一些杂乱而更多一些规则性、价值性和建设性。当然，毫无疑问的，本人认为个人是国际法上的主体。
探讨“姿态”: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邓小平
引用伟人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给自己的论述以正当性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但此处唯有选择这句话才能最确切的表达本人的意思。
当一个旧的理论在解释新问题而显得捉襟见肘时，无论具体情况如何，都要带着“有罪推定”的目光去审视它，具体分析它到底是程度上有待加深、范围上有待扩展、表述欠严谨而产生捉襟见肘之态还是本质上已经过时而产生捉襟见肘之态。这似乎应是发展的哲学观在理论研究时的方法论，尽管略显苛刻。世界的变化无时无刻，而与此相比人类凭以骄傲的所谓的认识、智慧、理论、说法等意识范畴的东西却时刻而且永远扮演着无法望变化之项背的角色。意识在哲学领域瞬间地、近似地摆脱和超越现实就已经是穷尽人类的智慧了。说到此，以“有罪推定”的发展的苛刻的目光来审视包括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在内的一切理论实属应该。以这样的姿态来阅读有关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问题的诸多论文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诸多理论充满着“负隅顽抗”的色彩，而不顾个人在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环境法、国际刑法等方面主体地位的凸现。与此相反，《奥本海国际法》却适时作出了变化：1912 年版的《奥本海国际法》指出:“主权国家是唯一的国际人格者———即国际法的主体”。这一论断切实地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的现状；但是《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却认为：国家可以授予而且有时也的确授予个人—— 不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以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权利，即个人不经国内立法的干预，即可取得并且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名义在国际法庭上请求执行的权利。而且从个人直接具有来自国际法的权利和义务的事实来看，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明显的。作为实在法的一个问题，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的看法已经不再可能维持了。
持个人不是国际法主体观点的学者多有对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而削弱国家主权的担心。结合国际法发展实践来看,这样的论断已显得不合时宜。这不符合现今国家主权观念的发展趋势；无视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也就是个人地位不断提高的过程；不知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的加深能使国际社会更为有序和规范。
逻辑方法：
“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将是允许的。”
——陀斯妥也夫斯基
本人姑且不顾陀斯妥也夫斯基说这句话时的本义是什么，单从逻辑学意义上讲，这句话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常识——推理的前提不同，结论自然不同。不可否认，社会科学的大多数领域是无法应用纯粹的数学推理逻辑的，社会科学的大多数理论推理前提不可能像数学推理前提一样先验的绝对正确，但对社会科学的推理前提进行适当程度的合理性论证却是不可缺少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争论的无意义。退一步讲，对推理前提的合理性论证起码在形式意义上是不可或缺的，可以满足形式上的自洽性。
“个人是否是国际法上的主体“这一未决命题包括三个部分：个人、是否、国际法主体。“个人”的内涵和外延比较确定：自然人和法人；“是否”是我们求证的目标；唯一需要推理前定义的就是国际法主体，对国际法主体内涵的理解不同，结论也就大相径庭。反观有关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问题的诸多探讨时，多数探讨对国际法主体内涵的论述不足，有的甚至根本不涉及这一推理前提。最近王铁崖先生主编的《国际法》对国际法主体是这样定义的:“国际法主体是指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在国际法上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并具有独立进行国际求偿能力者”；而韩成栋、潘抱存主编的《国际法教程》中对国际法主体是这样定义的：“所谓国际法主体,就是指那些能够直接承受国际权利与义务的国际法律关系参加者”；李浩培先生则指出,“国际法主体是其行动直接由国际法加以规定因而其权利义务从国际法发生的那些实体”。从以上三种国际法主体内涵的界定自然推出三种不同的结论，假如界定有差别甚至有错误，那就真的是“还没开战，就已交枪投降了”。第一种定义预先排除了那些不能独立参加国际关系但能直接在国际法上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且有独立国际求偿能力者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第二种理论在具体说明这个定义的涵义时, 《国际法教程》指出,国际法主体必须构成国际社会中地位平等的实体,自然人和依据国内法所设立的法人在国际关系平面上不具有与国家相等的地位,所以不是国际法主体；第三种定义绕开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参加者的定势要求,直接以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判断何为国际法主体。这一概念既包括了传统的国际法主体如主权国家,又能容纳二战后逐步确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同时也不排除直接由国际法所调整的某些特别关于个人的法律关系中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如果不对国际法主体的涵义予以界定，探讨是在不同轨迹上进行的,甚至探讨只能沦为争吵而不是争鸣,是无意义的 。即使植根于不同的推理前提却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这样的两个推理过程就更加亟需考察了。在这个方面，个人是国际法的主体的赞成者和否定者做得都不足。即使新近的定义无本质上的差异，这样的前提合理性论证在形式意义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除了逻辑前提探讨的缺乏之外，具体的逻辑推理过程也是需要反思的，本文略作介绍。比如具体分析前述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后会削弱国家主权的理论时，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类比：在探讨刑法是否应该增加女性为强奸罪的犯罪主体时有人指出，强奸罪基于对弱者（女性）的保护，不能将女子列为强奸罪的犯罪主体。这种观点也可以类似地总结为：将女性列为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会削弱对女性的保护。
这种说法在看似充满了人情味的背后却犯了逻辑推理错误：将女性列为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增加了对受害人的保护总量，即增加了男性为受保护对象。对男性受害者的保护和对女性受害者的保护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总量上的增加，一言蔽之，将女性列为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不意味着法律就不保护弱者或减少对弱者的保护。同样的个人成为国际法上的主体也不会必然导致国家主权的削弱，两者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也是对两个具体逻辑参加要素的分析不足导致的错误。
再比如有学者以国家决定论，即“无论是涉及个人人权的人权公约,还是涉及个人出诉权的争端解决条约,都以国家承认和加入相关国际条约为基础,缺此个人根本不能享受条约上的权利和承担条约上的义务,只有国家才有资格缔结国际条约,只有国家才是条约权利义务的直接承受者”来否认个人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持该论点的学者依此推断个人根本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在此，本人再作一个类比：个人和法人的法律地位是通过国内立法加以确认的,同时,国内立法机构也可通过立法对其法律地位予以限制甚至取消,既然该决定权由国内立法机构所掌握,我们能否因此否认个人、法人具有国内法主体资格这一普遍性原则呢? 如果能够否认该原则,那么国家将成为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唯一主体。虽然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此处的类比并不牵涉两者的区别，所以这样的类比没有错误。然而这样的结论显然过于荒谬。言外之意，由国家决定论导出的结论亦是荒谬的。
鉴于真理的标准、知识的产生机制与前述有关探讨“姿态”的论述部分重合和本人思考的不成熟，与真理的标准、知识的产生机制相关的问题在此暂不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基于一致的更富规则性、价值性和建设性的认识基础而得出的结论就不会有太大的分歧，即使有分歧那也是富有意义的分歧。
参考资料：
① [英]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校:《奥本海国际
法》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版,第91 页。
②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 年版,第64 、77 页。
③李浩培:《国际法的概念和渊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5 页;第26 - 27 页。
④汪自勇：《对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反思》，《法学评论》，1998 年第4 期(总第90 期)。
⑤郭载宇：《对个人国际法主体资格否定论的再思考》，转引自《中国学术期刊网》http://www.cnki.net。
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
⑦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