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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门源回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5月31日门源回族自治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88年9月2日青海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本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门源回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区的特点制定。
第二条 门源回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门源地区回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内还居住着汉、藏、蒙古、土等民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在浩门镇。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行使县一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带领全县各民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团结、富裕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各民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自治县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保持同各民族人民的联系，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廉洁奉公，全心全意地为各民族人民服务。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机关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保障县内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教育各民族公民履行应尽的义务。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回族成员所占比例可略高于其人口比例，其他民族也应有适当名额。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回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县长由回族公民担任。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应当尽量配备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回族人员。
第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重视在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自治机关采取优惠措施，欢迎、鼓励外地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参加自治县的各项建设工作。
自治机关鼓励专业技术人员承包、租赁县属企业和乡镇企业。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核定的编制总额中，自主地确定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
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对县属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自然减员的缺额自主补充。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招收人员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并且可以从农村和牧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中招收。
上级国家机关和其他单位在县内开发资源、兴办企业时，优先招收本县人员。
招收人员时，对农村、牧区接受完高中教育而不能继续升学的回族女生，给予优先照顾。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对离退休人员给予优待，妥善安置。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县的实际，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经济建设事业，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自主地管理和保护县内的土地、草原、水流、森林、矿藏、珍贵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非法侵占、买卖和破坏。对可以由本县开发的自然资源，自治县优先开发利用。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积极开发优势资源，实行农牧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强化农业基础，重视发展粮食生产。充分发挥油菜生产优势，建设稳定、高产的油料商品生产基地。
自治机关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积极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坚持早播、机翻、条播、推广良种、增施有机肥料、防治病虫害等关键措施，提高粮食和油料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土地管理，搞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控制非农业用地，严禁乱垦荒地，加强浅山小流域治理，防止水土流失。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充分利用草场资源和农牧结合的优势，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加强草原管理和建设，提高生产母畜比例，加快牲畜品种改良，搞好畜疫防治，积极推广季节畜牧业，立草为业，调整结构，提高总增，发展商品经济。
自治县建立健全草场管理使用责任制，允许个人或者联户长期承包草场，实行谁承包谁建设，谁管理谁使用，以草定畜，合理放牧。
自治机关充分利用农区山坡草场和作物桔杆发展农区畜牧业。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作物种植结构，建立饲草饲料地，逐步实行半舍饲、舍饲，做到畜禽全面发展。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健全县乡两级的农牧业生产综合服务体系和流通服务体系，积极为群众做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农牧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巩固和完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牧民兼业经营。提倡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促进农村牧区经济向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贫困地区从物力、财力、科学技术等方面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尽快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林业生产，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切实搞好植树造林、封山育林、迹地更新、护林防火，严禁乱砍滥伐。
自治机关对林木、林地实行国家、集体、个人等多种经营形式。宜林宜牧的荒山、荒地承包给集体或者个人种树种草；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或者转让。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加快发展采矿、运输、建材和农、牧、林、矿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以及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
自治机关根据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采取乡办、村办、联户办等形式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帮助乡镇企业解决人才、技术、资金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并在信贷、税收和矿产资源的分配上给予照顾。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深化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实行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系，发挥主渠道的作用，合理调整商业网点，保护和支持集体、个体商业者的合法经营，鼓励他们到农村牧区进行合法的购销活动，活跃城乡市场。
自治县的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提供的流动资金、低息贷款和价格补贴的特殊优待。
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和使用各种地方外汇和外汇留成。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快和深化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允许企业实行分层次、多形式的招标承包和租赁经营，完善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使企业真
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开放、搞活，发展横向联合，扩大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协作，采取优惠政策，引进人才、技术、资金和设备，促进本县资源开发和技术进步，加速经济建设。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国家、外地单位和个人在自治县内开发资源、兴办企业。自治县在生活物资、土地征用、供电供水、户籍管理等方面，提供方便。
国家和外地单位在本县开发资源、兴办企业时，应当照顾自治县和当地群众的利益，作出有利于自治县经济建设的安排。尊重自治县的自治权，接受自治机关的监督。
上级国家机关和外地单位隶属的在本县的企业，要给自治县返还一部分税利。返还比例，可由双方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协商确定。返还给自治县的部分，不列为自治县的财政包干基数，不抵减上级补贴，作为自治县发展经济建设的专项资金，由自治县自行安排使用。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县属企业事业单位，如需改变隶属关系时，应征得自治机关的同意。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速发展交通运输事业，搞好城乡和边远山区的道路建设，对现有道路、桥梁、涵洞、路标等设施，要严格管理，加强保护。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需要和可能，自主地安排地方性的基本建设项目。
自治机关重视城镇和村庄的建设和管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城镇占地建设时，必须服从自治机关的统一安排。村镇建设按照统一规划进行，充分利用非耕地，严格控制占用耕地。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实行谁污染谁治理，逐步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自主地安排本县财政预算收支，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机关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做好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工作，积极开辟财源，逐步提高财政自给能力。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逐步建立乡镇一级财政。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本县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结合本县实际，自主地决定自治县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自治县兴办教育、培育人才，为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进行教育改革，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大力发展民族教育，普及初等教育，逐步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幼儿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努力扫除文盲。
自治县设立民族中学。在边远贫困、居住分散的山区设立民族小学。民族中、小学以寄宿和助学金为主。教职员工的编制，可略高于普通学校。
自治机关重视回族女子教育，办好回族女子中学，鼓励回族女子上学。
自治县内以藏族、蒙古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根据群众的意愿和条件，采用藏、蒙古文字的课本，并用藏、蒙古语言讲课，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教育投资，每年教育经费的增长比例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不断提高办学标准，改善办学条件。
自治机关切实保护学校财产，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破坏学校场地和设施，不得挪用、截留、减扣教育经费。
自治机关鼓励、指导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及个人集资办学或者捐资助学。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树立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长期坚持教育工作并做出成绩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
自治机关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素质。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科技推广和科普机构的建设，普及科技知识，因地制宜地推广和应用科技成果，使科学技术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的文化事业，收集整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遗产。
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开展民族传统的体育活动，增强各民族人民的体质。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改善医疗卫生条件，重视医疗卫生队伍建设，鼓励集体办医，允许考核合格的民间医生行医。加强地方病、多发病、传染病的防治和妇幼卫生保健工作。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倡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
自治机关保护各民族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
自治机关要关心残疾人的生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积极办好社会福利事业。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县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自治机关团结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建设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机关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干涉婚姻家庭、干预国家行政司法的活动。不得摊派勒捐。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帮助皇城蒙古族乡和其他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各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特殊问题时，本着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和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充分协商，妥善解决。
第五十条 每年12月19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于1989年1月1日起施行。
本条例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1988年9月2日
完善取保候审制度

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担保，保证不逃避、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这在我国1996年3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五十二条中已作了明确规定。五十一条是司法机关依职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规定，五十二条则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取保候审。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我国取保候审的运用却并不广泛，与国外的保释制度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前羁押是常态，而取保则是例外，这就使得超期羁押的存在成为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纠其原因，笔者以为：
1． 法律对取保候审规定过于笼统，实际操作中难以把握。
刑诉法规定，能够取保候审的情况有二种：一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
社会危险性的。什么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在公安侦查、检察起诉环节，如何判定一个案件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独立适用附加刑的，这在实践中是很费踌躇的，因为在法官的判案过程中，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退赃情况、初犯、偶犯等等因素都是法官决定对被告人采用何种刑罚的酌定依据，也就是说，对同一个案件，按照法官的自由心证，不同的法官可能作出不同的判决，如此，让侦查、检察人员如何把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幅度，从而对其采用取保措施呢？对于第二种情况，什么又是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情况呢？如何确定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致再发生社会危险性呢？社会危险性本身是质与量的统一，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可能性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具有社会危险性，但这个可能性的阈值是多少，法律也没有明确的量化的规定，这就给承办人员的自由心证留下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使取保候审在操作中有可能走向过宽或过严二个极端，而依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主要是走向了以羁押为常态，以取保为例外的严苛的一面了。
2． 取保候审政出多门，司法机关各行其是，作法不一。
根据刑诉法规定，公安、检察、法院均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但却在程序上没有规定对被取保人在各个诉讼环节如何分工配合、协同一致，以至于在实践中有公安部门取保后，检察、法院不知该对被取保人办何种手续而不再办手续的；也有公安部门取保后，检察、法院重新取保的；更有甚者，还有公安部门取保后，检察不办手续而法院却又重新取保或者检察重新取保而法院不办手续的，各部门根据自己的理解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这就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的被取保一次，而有的却被取保了二次、甚至于三次。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
3． 执行机关无力执行，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刑诉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而现实中如果是公安部门自己取保的，由取保部门自行执行倒也顺理成章，而如果是检察、法院取保的，则由公安哪个部门执行却法无明文规定，公安也无相应对口部门，况且，公安维护目前社会治安尚感警力不足，若再增加取保执行这一块，警力将更加捉襟见肘。因此，现实中，对刑事案件，法院环节基本上不主动采用取保候审，而检察院由于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需要则往往与公安达成协议，由公安委托检察院对其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执行，也就是说，检察院取保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然由检察院自己执行了。
4．被取保人自身素质不高，保证金的交纳、保证人的保证无法阻止其逃跑。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有大量的刑事案件是由外来流动人口作案形成的，这些人自身文化素养低下，法治观念薄弱，对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理解不透，认为不被羁押便是没事，往往在被取保后一跑了之。现实中，虽然司法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时也要求其交纳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但由于交纳的保证金数额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常常放弃保证金，选择逃跑；或者是根本无力交纳保证金而采用人保方式，其提供的保证人又往往与其同样素质低下，法治观念薄弱，根本无法保证其随传随到，接受审判。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不得不采用了对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的够罪即捕的羁押方式，应该说也有其现实合理的一面。要知道，追捕逃犯的费用是远远大于羁押的费用的，司法机关不可能为了一个刚刚构成犯罪的外来流动人口的逃脱而兴师动众的追捕，但若任其逃脱又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法律尊严的维护。而对于当地长住固定人口犯罪后取保候审的，由于通常采用人保方式，而对保证人又无适当的约束方法，至使犯罪嫌疑人脱逃后，案件只能不了了之。笔者在以前办案过程中就曾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女孩子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了，因是本地人，就采用了人保方式，让其父亲作了她的保证人，但不久，她就跑掉了，去向不明，问她父亲，她父亲却说他根本管不住她，案件到了检察环节，因犯罪嫌疑人不到案只能搁置，这就给我们的司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被动。因此，以后再有如此情况，公安便小心谨慎，不敢轻易取保了。
纵然有几上种种原因使实践中司法机关普遍地采用了审前羁押而不是取保候审，但并不说明审前羁押就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超期羁押情况的发生，可捕可不捕的被逮捕，与我国参加的保护人权公约精神是相违背的，在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已成为国际潮流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以为：
1． 借鉴国外的保释法，完善取保候审制度。
早在1679年，英国的《人身保护法》就规定了请求准许保释是被羁押人一种权力。保释制度的形成有两条重要的理论基础：一是任何人均享有自由权，哪怕存在犯罪嫌疑，也应尽量保证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二是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未经判决有罪以前都是无罪的，都应享有自由的权利。（注）保释制度目前已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并已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拿来主义，吸收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精华，修改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制定出取保候审的细则，使各部门在操作中有法可依。
2． 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对被取保人的执行。
刑诉法规定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而目前公安部门内部并无与之相对应的机构设置，使刑诉法的规定流于形式。因此，笔者建议在公安内部设立专门科室，管理被取保人员，以保证其随传随到，接受审判。同时，由该机构实行对保证人的管理，使他们能自觉、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保证责任。
3． 按涉案比例确定保证金数额。
目前司法解释规定，保证金最低为1000元人民币，对具体案件并无具体规定，以至有的案件因保证金收取过少，使被取保人不惜放弃保证金而逃跑，而另外有的案件却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力交纳保证金而无法取保。鉴于这种情况，笔者以为，对保证金的收取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涉案数额来决定，以向犯罪嫌疑人收取其涉案金额的2——5倍为宜，使犯罪嫌疑人足以因为放弃保证金而心痛，以达到使其想跑而不愿跑、不能跑的目的。
4． 加大保证人责任，改变目前保证人取而不保的状态。
笔者以为，目前取保候审中取而不保状态的存在与保证人责任不明有很大的关系。在制定取保候审细则时，应着重明确保证人的责任，明确被保人一旦逃跑保证人所应受的处罚，比如说罚款，比如说要求其必须从事多少的社区服务等等。同时规定对保证人进行监督的机构，以促使保证人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
5． 取保候审的决定权归于一个机构，改变目前政出多门的状况。
目前公检法三家均有取保候审的决定权，而法律对取保条件的适用规定又很庞统，这就势必产生对取保候审认识的不一致，以至造成社会上对取保候审认识的思想上的混乱。况且，公安的自己取保自己执行也违背法律的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取保候审决定权归于法院，在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时，由公安或检察提出意见，由法院审查决定，这样也有利于与法院的审判权相统一。



注：浅谈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 作者 王叙


孙 秀 敏
2004．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