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80号
《关于修改〈广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的决定》已经2012年5月14日市政府第14届1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陈建华
二○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广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
(2008年7月30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2008〕第11号公布，根据2012年7月30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80号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以下统称参保人员)。
第三条 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属地管理。跨地区、生产流动性较大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应当按相对集中的方式参加所在统筹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险。
第四条 基本医疗保险的水平应当与本市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财政、用人单位和个人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基本医疗保险费应当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逐步形成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五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管本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工作，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区、县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依职权负责辖区内医疗保险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办理医疗保险事务。
财政、地税、物价、卫生、食品药品监管、工商、审计、民政、教育、工会等有关部门和组织，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二章 医疗保险费的征缴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规定，到指定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基本医疗保险登记手续。新设立的用人单位，应当在设立之日起30日内办理基本医疗保险登记手续。
用人单位依法终止或者基本医疗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终止或者变更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记机构办理注销或者变更登记手续。
第七条 在职职工和用人单位应当按月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在职职工的缴费基数为本人上年度申报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收入的月平均数；单位新增职工的缴费基数为参加社会保险当月本人申报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收入总额。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收入月平均数超过上年度本市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300%的，超过部分不计入缴费基数；低于上年度本市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以上年度本市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用人单位的缴费基数为本单位在职职工缴费基数之和。
在职职工个人应当按其缴费基数的2%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人单位应当按其缴费基数的8%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第八条 参保人员办理退休手续时，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以下简称缴费年限)须满10年，退休后方可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缴费年限不满10年的，应当一次性缴纳不足年限(按月计算)的过渡性基本医疗保险金(以下简称过渡金)；一次性缴纳确有困难的，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可以按月缴纳。过渡金的缴费标准为上年度本市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的7．5%。
用人单位应当按参保人员在本单位工作期间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年限为其一次性缴纳过渡金，仍不足缴费年限部分由其本人一次性缴纳，并由用人单位代收代缴。
军队转业或者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调入本市行政区内用人单位的职工，其之前的工作年限，由调入的首家用人单位承认，连续计算工龄，并按照前款的规定为其缴纳过渡金。
第九条 用人单位与年满50岁的男性职工、年满40岁的女性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其职工达到以上年龄至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期间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年限，用人单位应当按其在本单位的实际工作年限一次性计缴过渡金，计算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
第十条 社会申办退休的人员不足缴费年限应缴纳的过渡金，扣除单位计缴、计发部分后的剩余部分，按以下标准享受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专项资金资助：2001年12月1日前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含视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下同)满25年的，由政府专项资金全额资助缴纳；满20年不满25年的，由政府专项资金资助缴纳50%，本人缴纳50%；不满20年的，其过渡金全部由本人缴纳。
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年满50岁的男性、年满40岁的女性失业后再就业的人员，在新单位退休时，应由个人缴纳的过渡金由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专项资金参照前款规定资助缴纳。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和过渡金，按照财税部门的规定列支。职工个人按规定比例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从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和过渡金，统一由地税部门征收，及时缴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协同做好征缴的相关工作。
职工个人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按月从其本人工资中代扣代缴。
依法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和过渡金一经缴纳，不予退还。
第十三条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率的调整，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经省、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人民政府公布。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如实申报上年度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收入的月平均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规定核定基本医疗保险费缴费基数。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依法转让、分立、合并、关闭、破产时，应当依法清偿欠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过渡金、利息及滞纳金。
第三章 统筹基金和个人医疗账户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和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以及当期的过渡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建立统筹基金和个人医疗账户，按照统账的支付范围分别核算，不得互相挤占。
用人单位或者个人缴纳的过渡金，以及由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专项资金资助缴纳的过渡金，根据当月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退休人员人数，以上年度本市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7．5%的75%为标准，按月计提使用。
第十七条 当年统筹基金由下列各项构成：
(一)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当年划拨的过渡金，按规定划入个人医疗账户的部分除外。
(二)统筹基金的结余及利息。
(三)按规定收取的滞纳金。
(四)政府资助金。
(五)合法收入。
第十八条 参保人员个人医疗账户由下列各项构成：
(一)在职职工个人缴费的全部。
(二)从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和过渡金中，按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划入的部分。
(三)个人医疗账户的利息等合法收入。
第十九条 个人医疗账户划入基数：在职职工为本年度本人基本医疗保险月缴费基数，退休人员为上年度本市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
从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当期的过渡金中，按月划入个人医疗账户的比例为：
(一)35周岁以下为1%。
(二)满35周岁至45周岁以下为2%。
(三)满45周岁至退休前为2．8%。
(四)退休人员为5．1%。
第二十条 个人医疗账户的本金和利息用于支付基本医疗费用，可以结转使用，不得提取现金或者挪作他用。
参保人员死亡后，个人医疗账户余额划入其继承人的个人医疗账户；继承人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医疗账户余额可以一次性支付给继承人；没有继承人的，个人医疗账户余额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
第二十一条 个人医疗账户年末储存余额的利率和计息办法，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相关银行应当为参保人员查询个人医疗账户资金收支情况提供便利。
第四章 医疗保险费用的支付与结算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按规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按时足额缴费的，参保人员可以在次月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终止医疗保险关系后，在停止缴费的次月，停止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但个人医疗账户余额可以继续使用。
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不按时缴纳医疗保险费(以下简称欠缴费)的，在欠缴费次月起，参保人员暂不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在3个月内补缴欠缴费用、利息和滞纳金的，可以补付延期缴费期间应由统筹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累计参保人员缴费年限并将相应金额补划入个人医疗账户；在3个月后补缴欠缴费用、利息和滞纳金的，累计参保人员缴费年限并补划拨个人医疗账户，不补付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待遇，期间参保人员发生的有关医疗费用由用人单位负责。
第二十三条 医疗保险金支付参保人员的医疗费用，应当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诊疗项目范围、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及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
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根据国家、省的规定另行公布。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调整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的统筹基金支付比例，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四条 统筹基金按比例支付起付标准以上、最高限额以下住院、门诊特定项目的基本医疗费用以及指定慢性病的基本医疗费用。
个人医疗账户支付下列基本医疗费用：
(一)门诊普通疾病、急诊的基本医疗费用。
(二)住院、门诊特定项目及指定慢性病等基本医疗费用中，应当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三)持处方到定点零售药店配药，或者购买非处方药的费用。
(四)国家、省医疗保险政策规定的其他费用。
第二十五条 门诊特定项目包括下列范围：
(一)在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急诊观察室留院观察进行的治疗。
(二)在一、二级定点医疗机构或者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设的家庭病床进行的治疗。
(三)患恶性肿瘤在指定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的门诊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及其期间的辅助治疗，患尿毒症在指定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的门诊透析治疗。
(四)在指定的定点医疗机构施行肾移植治疗手术后，继续在指定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进行的抗排异治疗。
(五)患血友病在三级综合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的门诊治疗。
(六)按照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增设的疾病或者治疗项目。
第二十六条 参保人员每次住院基本医疗费用统筹基金的起付标准(以下简称起付标准)，按以下标准确定：
(一)在职职工：一级医疗机构为500元；二级医疗机构为1000元；三级医疗机构为2000元。
(二)退休人员：一级医疗机构为350元；二级医疗机构为700元；三级医疗机构为l400元。
参保人员住院发生的指定单病种、项目的起付标准，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另行制定并公布。
第二十七条 门诊特定项目基本医疗费用的起付标准，按以下标准确定：
(一)急诊留院观察起付标准按在职人员在三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起付标准确定，每一社会保险年度计算1次。
(二)家庭病床起付标准按参保人员在一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起付标准确定，每90日计算1次。
(三)其他门诊特定项目不设基本医疗费用统筹基金起付标准。
第二十八条 参保人员住院和门诊特定项目起付标准以上的基本医疗费用，统筹基金按以下比例支付：
(一)在职职工：一级医院为90%；二级医院为85%；三级医院为80%。
(二)退休人员：一级医院为93%；二级医院为89．5%；三级医院为86%。
家庭病床起付标准以上的基本医疗费用，统筹基金按参保人员在一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支付比例确定。
第二十九条 在每一社会保险年度内，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参保人员住院、门诊特定项目和指定慢性病基本医疗费用，累计最高限额为上年度本市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的4倍。
第三十条 统筹基金支付住院发生的指定单病种或者项目、门诊特定项目和指定慢性病的范围、标准及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卫生部门另行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参保人员住院及门诊特定项目基本医疗费用的起付标准及共付比例的调整，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根据医疗保金收支结余情况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参保人员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金不予支付：
(一)自杀、自残的(精神病除外)；
(二)斗殴、酗酒、吸毒及因犯罪或者治安违法行为所致伤病的；
(三)交通事故、意外事故、医疗事故等明确由他人承担医疗费赔偿责任的部分；
(四)未经批准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者在非定点零售药店购药、配药的；
(五)在国外或者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进行治疗的；
(六)属于工伤保险或者生育保险支付范围的；
(七)按有关规定不予支付的情形。
第三十二条 参保人员就医或者购药、配药所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医疗费用，按照下列规定办理结算：
(一)属于统筹基金支付的，由定点医疗机构或者定点零售药店如实按标准记账。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以及结算银行对属于统筹基金支付的记账医疗费用和从参保人员个人医疗账户中划扣的医疗费用，每月向指定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结算。
(二)属于个人医疗账户资金支付的，由定点医疗机构或者定点零售药店从参保人员的个人医疗账户中划扣。个人医疗账户不足支付的部分由本人自付。
第三十三条 参保人员在境内异地安置、异地工作或者外出学习期间就医，以及在境内因公出差或者探亲、旅游期间急诊就医，在当地医疗机构发生的属于本市统筹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由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予以报销。
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另行规定并公布。
第三十四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根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确定的有关标准，按下列付费方式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医疗费用：
(一)普通门(急)诊及部分门诊特定项目基本医疗费用，按服务项目方式结算。
(二)一般疾病住院基本医疗费用，按年度人次或者床日平均费用定额方式结算或者按服务项目方式结算。
(三)指定慢性病及部分门诊特定项目基本医疗费用，按服务项目及月度最高支付限额相结合的方式结算。
(四)家庭病床基本医疗费用，按服务项目或者按床日(月)平均定额费用方式结算。
(五)部分指定病种或者治疗项目医疗费用，按年(月)度人次平均费用定额或者周期限额方式结算。
(六)其他付费方式。
第五章 就医和医疗保险服务管理
第三十五条 持有卫生部门或者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以及经军队主管部门批准有资格开展对外服务的军队医疗机构，可以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承担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服务的申请，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定其资格。符合定点资格的，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签订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议书后确定为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向社会公布。
承担特殊病种、诊疗科目、配药等基本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或者零售药店，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取得医疗保险定点资格机构的范围内确定，并由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与其签订补充协议。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医疗保险金节余情况、医疗价格调整情况和医疗服务实际产生费用等情况，适时调整与医疗机构的结算标准。
第三十六条 参保人员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者到定点零售药店购药、配药，须出示有效的医疗保险凭证；在其出示有效的医疗保险凭证前，就医、购药和配药所发生的费用全部由参保人员自行承担。
急诊入院或者由于昏迷等意识不清等情况不能当场出示的，应当在入院3日内补办相关手续。因参保人昏迷等原因不能出示的，家属或其他陪同人员应当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十七条 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省、市规定的价格政策和标准，执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有关规定，建立与基本医疗保险管理相适应的内部管理制度，指定机构和必要的人员，负责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管理的具体工作，准确提供参保人员就医和医疗费用等有关资料。
第三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提供医疗保险服务的管理。
第六章 城镇职工其他医疗保障
第三十九条 本市在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建立重大疾病医疗补助制度，实行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和工伤、生育医疗管理办法，建立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制度，鼓励用人单位和个人建立互助医疗保障制度，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实行社会医疗救助，满足不同医疗消费水平和不同经济承受能力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的多层次医疗保障需求。
第四十条 建立重大疾病医疗补助制度。参保人员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参加重大疾病医疗补助。
用人单位应当为其所属的参保人员每人每月按上年度本市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的0．26%缴纳重大疾病医疗补助金。
对享受政府专项资金资助或者用人单位计缴过渡金的参保人员，政府专项资金或者用人单位应当一并资助或者计缴相应年限的重大疾病医疗补助金。
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间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失业人员，应当按规定标准缴纳重大疾病医疗补助金，并从发放的失业保险金中代扣代缴。但是，失业人员明确表示不同意代扣代缴的除外。
第四十一条 参保人员发生的基本医疗费用，年度累计超过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后，由重大疾病医疗补助金按下列标准支付：
(一)住院及门诊特定项目基本医疗费用，由重大疾病医疗补助金按95%的标准支付。
(二)指定慢性病门诊基本医疗费用，由重大疾病医疗补助金按相应规定的标准支付。
在一个社会保险年度内，重大疾病医疗补助金累计支付参保人员住院及门诊特定项目基本医疗费用和指定慢性病门诊基本医疗费用的最高限额为15万元。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退休人员应缴纳的补充医疗保险费从重大疾病医疗补助金列支。
重大疾病医疗补助金缴费率和待遇标准、支付范围的调整，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根据医疗保险金收支结余情况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四十二条 建立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用人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重大疾病医疗补助的基础上，可以参加补充医疗保险。
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也可自行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办法应当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企业或者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缴纳补充医疗保险费和自行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的费用，在本单位上年度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按财务有关规定列支；财政核补事业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经费在本单位上年度工资总额4%以内部分，在事业支出或者经营支出的社会保障费中列支。财务处理与税收规定不一致的，按税收规定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作纳税调整处理。
其他用人单位补充医疗保险经费的列支渠道参照执行。
第四十三条 发展、完善本市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多方筹集资金，解决城镇贫困人群的医疗问题。
符合本市城镇居民家庭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员，无生活来源的人员，无劳动能力的人员，无法定赡养、抚养人或者法定赡养、抚养人没有赡养、扶养能力的人员，以及优抚对象，按照国家、省、市医疗保障的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医疗救助和医疗补助，医疗经费按相应渠道解决。
第四十四条 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后，应当继续承担职工体检、女工保健、公共卫生预防、劳动保护、家属劳保等基本医疗保险以外的医疗卫生保健的责任和义务。
第四十五条 参保人员因患病治疗个人负担过重的，用人单位应当通过其他保障措施帮助解决。
第七章 医疗保险金管理和监督
第四十六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贯彻执行医疗保险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组织实施医疗保险制度；研究制定医疗保险的政策、发展规划和有关标准；指导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审核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编制的医疗保险金预、决算；监督检查医疗保险费的征缴和医疗保险金的支付；监督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执行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情况。
第四十七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承担以下职责：
(一)办理本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及各种补充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事务。
(二)医疗保险金的支付、管理和稽核。
(三)编制医疗保险金预、决算，审核支付医疗保险费用。
(四)建立和管理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医疗账户。
(五)与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签订医疗保险服务协议。
(六)协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执行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规定及服务协议等情况进行指导、监督、检查和考核，对考核较差或者违约、违规的医药机构，根据医疗保险有关规定和服务协议的约定给予处理。
(七)定期向社会公布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医、药费用总体情况。
(八)对医疗保险金收支、参保人员医疗费用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九)向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提供医疗保险查询、咨询服务。
(十)国家、省和本市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十八条 医疗保险金实行统一筹集、统一管理和统一使用。
医疗保险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分账核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所需经费由财政预算解决，不得从医疗保险金中提取。
第四十九条 医疗保险金的银行计息按规定执行，医疗保险金免征税、费。
第五十条 财政部门负责医疗保险有关财务会计管理制度的制定和监督检查，负责医疗保险金财政专户核算和审核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编制的预、决算，按时拨付医疗保险金支出账户所需资金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经费。
第五十一条 审计部门依法对医疗保险金收、支、结余情况和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收、支、结余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第八章 其他规定
第五十二条 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将本市城镇未成年人、非从业城镇居民以及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能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或者用人单位退休费的城镇居民等人群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
第五十三条 有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非本市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及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全日制学生的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管理等具体办法，以及医疗费用结算方式及有关标准，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五十四条 具有本市城镇户籍，男年满60岁，女年满55岁，不能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或者用人单位退休费的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满10年的，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足10年的，可以按本办法规定的标准，一次性缴纳过渡金后，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第五十五条 具有本市城镇户籍、符合本市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年龄范围的自由职业者或者以非全日制、临时性或者弹性工作等形式就业的人员，以及未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按本市有关规定参加医疗保险。
第五十六条 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非本市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可以由用人单位选择按本办法或者非本市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办法参加医疗保险。
第五十七条 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在一次性缴纳过渡金和重大疾病补助金后，相关的医疗保险事务，由户籍所在区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机构协助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
第五十八条 离休人员、老红军的医疗待遇不变，医疗费用按原资金渠道解决。
第五十九条 因传染病流行、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等因素造成大范围急、危、重伤病员抢救的医疗费用，由市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条 用人单位违反有关财务、会计、统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伪造、变造、故意毁灭有关账册、材料，或者不设账册，致使医疗保险费基数无法确定的，依照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处理；迟延缴费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者地税部门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拒不缴纳医疗保险金、滞纳金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者地税部门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逾期拒不缴纳医疗保险金、滞纳金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者地税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十一条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医疗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或者未按照规定申报应当缴纳的医疗保险费数额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二条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从职工工资中代扣代缴医疗保险费，或者未按规定向职工公布本单位医疗保险费缴纳情况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者税务部门给予警告，并可以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三条 个人骗取医疗保险金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追回；情节严重，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定点医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其追回已支付的医疗费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给予警告，同时，可以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机构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将未参加医疗保险人员的医疗费用由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
(二)将应当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由医疗保险金支付的；
(三)将不符合现行住院标准的病人安排住院治疗；或者伪造病历挂名住院、分解住院；或者故意延长病人住院时间；或者将不符合出院标准的参保人员安排出院的；或者不遵守转院规定，不合理地重复使用大型设备为参保人员检查的；
(四)将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转由参保人员个人支付的；
(五)将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的医疗费用转由医疗保险金支付的；
(六)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医疗保险金的。
有前款所禁止的行为，情节严重或者经警告仍不改正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取消其定点医疗机构的资格。
第六十五条 定点零售药店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其追回已支付的费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给予警告；同时，可以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药店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可以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处方药物、剂量配药的；
(二)将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费用由医疗保险金或者参保人员个人医疗账户资金支付的；
(三)将处方药物换成其他药品、物品的；
(四)违反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规定的行为。
有前款所禁止的行为情节严重或者责令限期改正仍不改正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取消其定点零售药店的资格。
第六十六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医疗保险金流失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者地税部门负责追回：
(一)减免用人单位和在职职工应当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的；
(二)不按规定审核用人单位、职工的缴费工资基数，以及违反医疗保险金使用管理规定，造成医疗保险金损失的；
(三)擅自更改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或者放宽审批支付标准的。
有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行为的，依法追究行政或者刑事责任。
第六十七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本办法规定的监督检查职责或者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对其部门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八条 财政、地税、卫生、食品药品监管、物价、审计、工商、民政、教育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本办法规定的相应职责或者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的，对其部门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九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者地税部门的工作人员有本办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所列行为，致使医疗保险金流失的，以及单位或者个人挪用医疗保险金的，按照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章 附则
第七十条 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保险金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过渡金、重大疾病医疗补助金、补充医疗保险金、公务员医疗补助金。
本办法所称的社会申办退休人员是指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符合退休条件，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办并经批准退休的社会人员。
本办法所称的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是指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并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由区、县级市退休职工管理机构接收管理的退休人员。
本办法所称的基本医疗费用是指属于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药品、诊疗和医疗服务项目费用，但不含个人按规定比例先自付的费用。
本办法所称的社会保险年度是指从每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
第七十一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市级统筹，分步实施。
在实行市级统筹之前，花都区、番禺区和县级市以及暂未纳入本市统筹管理的行业，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统一政策、独立统筹、自行管理的原则，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医疗保险办法及待遇标准的调整，应当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参保人员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转移医疗保险关系，互认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转移医疗保险关系的参保人员，办理退休时应缴纳的过渡金按转入地标准执行。
第七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
随着司法改革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日益强调，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对缓刑适用条件的变化，目前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居高不下已成为现今司法改革探索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从未成年人捕后判处缓刑、捕后判处拘役案件的特点入手，寻找当前导致未成年审前羁押的原因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一、检法“分歧”中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实践问题概述
从某基层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未成年捕后判处缓刑、捕后判处拘役案件来看，法院捕后判处缓刑案件的特点普遍存在以下共性：多数犯案人员年龄刚满起刑标准；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已赔偿或未对被害人造成实际损失；部分案件在法院阶段和解、赔偿；犯案人员均系初犯。另外，法院捕后判处拘役案件中，盗窃罪、寻衅滋事罪、贩卖毒品罪所占比例较高；集中于外来人员；犯罪情节相对轻微，初犯、偶犯占绝对多数。通过与以往同期判决相比，可以明显看出现今法院拘役刑的适用正逐步扩大，且扩展趋势日益明显。司法社工考察帮教报告显示，捕后判处拘役人员的再犯风险以中、高度者居多。
鉴于未成年刑事改革始终处于刑法改革试点的前沿，很多做法在从轻思路的框架下缺乏具体规制，容易产生因人而异的认识分歧。虽然，检法对于未成年案件轻刑化处理均已达成普遍共识，并在办案中身体力行、逐步探索，但彼此间轻刑化力度仍有分歧，目前两家认识尚处于逐步统一的磨合过程。该特点亦可从同类案件法院判决的轻重变化和检察机关相应案件的逮捕变化率中得以体现。而多数地区未成年案件尚捕诉分离，亦影响了检法对羁押问题的统一认识。当然，各具体办案人员自身认识的不同也是导致分歧存在不可避免的一定因素。此外，部分地区检法机关在处室衔接上亦存有分歧，是否统一设立未成年案件专办处室，专办人员的理念与兼办人员的理念将在案件处理上存在明显差异。实践中，检法对于羁押问题的认识“分歧”，可以作为我们思考控制未成年审前羁押问题入手的切入点。另外，具体而言，以下两点导致“分歧”产生的重要因素亦不容忽视：
首先，实践中存在逮捕必要性认识误区。一是部分办案人员对于是否产生诉讼风险在把握上过于机械，在防范风险上过于被动。确实，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是逮捕必要性审查的重要因素，因此实践中对于确实缺乏监管条件、防止与逃犯串供等因素的考虑不得不对部分嫌疑人适用快捕快诉以实现保障诉讼的目的。但对于是否产生诉讼风险，在办案中决不可独立某些因素，做片面理解。例如，某案未成年被告人因两次传唤不到案，后经短期工作已主动到案的情况下，是否必然逮捕。又如，卷宗材料显示某嫌疑人亲属均在原籍，是否证实其必定在本地无监管条件？等等，很多案件虽在客观证据上初看确实存在影响诉讼的一定风险。但对于未成年人我们绝不应仅限于对案卷材料的被动认识，而应采取更积极主动的作为，帮助他们降低诉讼风险。例如，对于未到案人员，可以考虑向家属进行取保候审规定及违反后果的释法说理；对于无监管条件人员，可以帮助其积极寻找条件，如寻找监管单位等等。二是在逮捕必要性审查上，部分办案人员错误融入惩罚前置、以补代侦等偏见思想。逮捕仅仅是一种保障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强制措施，尤其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在判决前更不宜以带惩罚性色彩的偏见去审视对其强制措施的适用。而对于证据不足的未成年案件，一般亦不宜以附条件逮捕等带有以捕代侦色彩的手段进行羁押。但实践中往往此类案件，尤其是带惩罚前置色彩的逮捕必要性审查不乏少见。例如，对于重伤害案件的未成年人是否必然逮捕？对于曾有劣迹处罚的嫌疑人是否必须羁押？等等。
其次，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相对滞后，法制宣传有待加强。在未成年司法改革日益加快的今天，现有制度的规制效力已日渐捉襟见肘，成为困扰未成年案件强制措施准确适用的又一障碍。例如，对于司法社工出具的《司法社会调查报告》究竟应被赋予何法律性质，法院是否必须考量等等，至今法律均未对此加以明确。目前由于法律规制的缺失，《司法社会调查报告》对强制措施的适用影响等均系因人而异，并逐渐演化为部分承办人为佐证自身观点锦上添花、雪上加霜的选择性适用。另外，从强制措施变更 的情况来看，法院对《司法社会调查报告》的采纳率仍然较为有限。且实践中嫌疑人若被告知高风险结论，则往往会因此对司法社工产生不信任、抵触甚至仇视心理，进而阻碍后续帮教等相关工作的继续开展。而为避免该类矛盾的产生，起诉书撰写、庭审质证等亦因此陷入了尴尬境地。是否应将《司法社会调查报告》加以公示，各类做法也均因人而异。但若不予公示，检察机关对于强制措施适用的解释，尤其系法院对于被告人量刑轻重的解释工作应如何如实开展？而若将最终风险结论隐去后再向法院移送，则又势必违反了证据全案移送的相关规定并且亦不利于法院对司法社会调查意见的准确考量等等，现今诸多此类问题的统一处理均有待法律的尽早明确。另外，即使法律早有明文规定，司法机关对嫌疑人及其家属开展法制宣传及行为引导的跟进工作仍然较为有限。该类情况突出体现在脱保问题的产生上。脱保人员常常在主观上缺乏对脱保后果的正确预期，甚至错误地将取保候审误认为是事情已然解决的定论标志，尤其对于已向被害人赔偿，被害人表示不再追究的轻微刑事案件该类错误认识更是尤为明显，将刑事和解民事化理解的现象在办案中不乏少见，而正是诸如此类的种种认识误区徒增了部分案件原本可能避免的脱保风险。
二、控制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的改革建议
（一）完善法律规制，优化体制设计，改进考核机制
为有效控制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笔者认为首先应从完善法律规制入手。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目前在迅速发展的未成年司法领域，如上所述的诸多法律空缺已日益明显。鉴于少年司法，尤其系未成年司法其发展步伐日益加快，其法律设计的同步更新更是尤为重要。否则势必带来各家争鸣的分歧争端，加剧审前羁押居高不下的现实难题。例如，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对帮教工作的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应尽早以法律形式对司法社工报告的法律性质、调取与使用方式等加以明确。另外，鉴于目前各类未成年特殊法律的规定过于零散，而现今《刑法》又主要仍局限于过去成人视角的体系设计，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部分人员对未成年案件成人化处理的思维定势。笔者认为为扭转此类错误定势，立法机关应及时针对未成年特殊法律进行整理汇编，并在此基础上创新编纂更富体系性、完整性与针对性的未成年刑事法律，以此加强民众对未成年法律体系的整体把握。虽然当前加快完善未成年法律规制的步伐已刻不容缓，但是与此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对于部分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因制度缺失产生根本性问题的试行制度，笔者认为暂不易用法律形式过早规制，而应待其成熟后在已建成的未成年法律体系基础上进行补充修正。
另外，由于未成年案件与普通成人案件二者无论从办案理念到具体实践均有较大差异，故应改变现今制度设计及考核机制过于成人化的单一模式，对于未成年案件应突出其自身特点及以“教育、感化、挽救”为宗旨的办案特色，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改进相关工作：
一是优化体制设计，推行捕诉合一。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究竟何者为优，一直是近期某些地区未检工作发展的争论焦点。从个人观点而言，笔者更倾向于承办人捕诉合一的办案模式。具体理由如下：（1）捕诉合一能更有效地提高强制措施适用的准确性。在实践办案中捕诉分离的做法极易导致批捕承办人无法准确把握法院量刑的普遍趋势，即使略有所知，亦极为滞后，继而直接影响对审前羁押的准确适用；（2）捕诉合一能更有效地提高帮教实效，降低再犯风险。捕诉合一的无缝衔接能为孩子接纳帮教提供心理上一个逐步渐进的适应过程，利于彼此信任关系的建立。虽然无法断言这一过程定能实现最终的帮教目的，但能确定的是若失去了稳定的、长期的彼此信任的建立，实现帮教只能是天方夜谭。同时，通过帮教过程的实时跟进亦能有效降低被帮教者的脱保风险，推进对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的有效控制；（3）捕诉合一能有效提高办案人员对案件诉讼全程的责任意识。不仅避免了捕（放）后诉前的真空地带，更能有效跟进对强制措施适用状况的适时评估；（4）上海等地捕诉合一的做法试行多年，并未产生诸如反对者所述因缺乏外界监督等可能引发的诸多恶性问题，且经实践证明上海的做法已取得了较好的实效，使上海的未检工作、帮教工作均走在了全国前列；（5）笔者认为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二者对于当事人而言其监督效果实质区别不大。虽然捕诉分离确实较捕诉合一增加了人员把关，但对于不起诉案件最终均需提请检察长或检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即使对于起诉案件减少的也仅仅是检察机关自身的诉讼风险，而司法公正最终追求的直接公正是针对当事人群体的公正。在能确保法院公正审判的前提下，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二者对保障公正这一实质结果其实并无明显区别。再退一步讲，倘若历经公检法三道国家司法程序及律师辩护等对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均未发现案件存在的问题，其产生的几率又有多高，若以小概率事件否定帮教等大概率优势岂不是捡芝麻、丢西瓜的不当之举？（6）未检工作应始终坚持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各项利益竞合的首选。这是未成年案件有别于他类案件的重要特征。面对利益竞合，有所取舍在所难免，而取舍的关键即在于何者更利于实现未检工作的真正目的？
二是突出帮教重点，加大对不予批捕高风险人群考察帮教的跟进力度，防范再犯风险，降低脱保几率。鉴于现实的办案压力，承办干警应充分利用司法社工资源，通过考察帮教工作的适时跟进、记载汇报等形式，确保对嫌疑人行踪的有效掌握。另外，鉴于目前司法社工人员有限、案件压力大的现实难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考虑解决途经：首先，扩展社工队伍。既可扩展原社工组织的人员数量，亦可增加新社工组织的加盟参与。笔者认为二者相比而言，后者竞争因素的加入，更能有效激励社工队伍的良性发展；其次，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应鼓励推行重点介入。在人员紧张的情况下，若普遍推开难免导致蜻蜓点水、无关痛痒，即使实现了办案业绩“数字”上的面子工程，但对于真正提高嫌疑人的自身“素质”，我们又能做出怎样问心无愧的回答？例如，我们在帮教工作中更应突出对高风险人群、可能做相对不起诉人员、案件本身可捕可不捕的嫌疑人、部分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等等进行有选择的重点开展，以真正强调帮教过程的精细化及实效性，突出帮教结果，避免走马观花、流于形式。另外，应继续提升司法社工考察帮教的实际能力，在依靠嫌疑人自身提供信息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司法社工对外界客观证据考察的收集力度，以此逐步强化对司法社会调查报告客观公正性的有效保障。当然，除此之外，继续争取政府支持、扩大社会认同亦是保障帮教工作推进发展的当务之急。
三是进一步强化取保候审保障工作。为有效降低取保候审脱保几率，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改革相关工作：（1）加大对“脱保”行为的惩处力度。首先，应将“脱保”行为明确为法定“可以”类从重情节。之所以建议将“脱保”定位于“可以”类情节，系考虑到个别案件可能确有特殊原因，以免法律从重适用的绝对性。此外，通过法定从重情节的明确，必能对取保候审人员企图脱保的不良动机起到更大的警示、威慑作用。其次，应明确对保证人失责的惩处规定。办案中，嫌疑人取保候审后脱保，保证人若无协助逃跑等客观证据，一般并不承担任何责任，甚至当司法机关询问保证人嫌疑人情况时，保证人回答无法找到嫌疑人或很久未能与嫌疑人取得联系者亦不乏少数。现今嫌疑人脱保，保证人无责已几乎成为常态，致使保证人担保日渐流于形式，甚至偏离了“保证”制度原本的设计宗旨。因此，笔者认为对于非由保证人积极主动告知脱保情况的，司法机关但凡发现嫌疑人脱保，在给定期限（如设定一月为限）内，保证人仍无法协助司法机关找到嫌疑人的，则应对保证人处以罚款，甚至情节严重的应追究保证人的刑事责任，以此强化保证人履行“保证”的责任意识；（2）改进保证方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对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不得同时使用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但笔者认为为有效防范脱保，一些案件应允许将保证人与保证金作为共同担保方式。因实践中，部分案件纯粹为实现取保候审，所找保证人与嫌疑人可能并无密切关系，仅系普通朋友、同事等，以致保证人实际无法有效“保证”的情况日益严重。对于此类瑕疵“保证”，笔者认为应当赋予公安机关决定追加部分保证金的相应权利；（3）对于无法满足取保候审条件的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例如，对于所找保证人不适格或非直接关系人，保证能力存有瑕疵，又不愿追加保证金但检察机关已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的嫌疑人，公安机关应暂时采取监视居住等其他非羁押措施，直至嫌疑人找到适格保证人或找到朋友等虽在“保证”能力上略有瑕疵，但嫌疑人愿意追加保证金后再行取保候审。若在一定期间内嫌疑人依然无法满足取保候审条件，公安机关应将相关情况及时向检察机关反映，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变更强制措施，或加快刑事诉讼程序等；（4）改革无逮捕必要类取保候审案件办案审限。无逮捕必要类取保候审案件，往往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本应较羁押类案件更易处理。但实践中却因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均有一年审限，致使该类简易案件在实践处理中恰恰相反成了各机关年末清扫的拖拉案件，以致脱保风险进一步加大。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公安机关，应将此类案件与羁押类案件在审限上一并对待，而对于检察机关考虑到可能需做相对不诉等帮教考察时限的需要，亦应将此类无逮捕必要取保候审案件的审限缩短为3月为限，但是对于嫌疑人有特殊原因要求适当拖后办理的，如高考、找工作等合理理由，可经主管检察长批准后，在3月审限外1年审限内有所调整。
四是实行繁简分流，细化移送期限，提高办案效率。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但为提高繁简分流受案分类的准确性，应在审查批捕阶段做出批捕与否决定的同时，即对此后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繁简分流的受案分类进行提前区分。对于部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向公安机关发出《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书》并贴标注释，要求公安机关在规定期限内移送审查起诉。另外，笔者认为应改变实践中《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书》一概以“30日”为限的统一表述，提倡检察机关在法定范围内根据各案情况设定具体的移送期限。但是期限的设定应充分考虑公安机关的办案实际，提前征询公安机关承办人的具体意见，并将意见写入《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以便领导对期限设定做出最终决定。此外，检察机关在要求公安机关提速的同时，应一并提升自身办案效率，对于快速处理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充分遵循20日内审结的审限要求，若20日内无法结案的应提前报请主管检察长批准，否则即视为案件超期并将其纳入考核。另外，为保障快速案件的顺利结案，司法社工审查起诉阶段的考察帮教必须提前介入，即做出审查逮捕决定后，即应即刻开展审查起诉阶段的帮教介入，避免因等待帮教而拖延起诉。
五是改变某些地区批捕阶段追捕加分而追诉不加分的不当做法。该做法的推行将直接导致批捕部门不愿追诉而倾向于追捕，甚至对原本可捕可不捕的犯案人员因此采取了逮捕措施，加剧了重刑主义思想的不当蔓延。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公诉部门贯彻的若干意见》第一点第1条之规定“……对于大多数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依法体现轻缓、从宽的政策精神，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一律不诉，……”。当然，对于一些捕诉合一的部门，虽然不至于出现批捕阶段将追诉案件追捕化处理，但是同样衍生了另一个问题即“追诉案件延迟化处理”。因起诉阶段追诉恰系加分项。而该做法导致的直接结果不仅是降低了诉讼效率，更因嫌疑人查找工作的不当延迟给保障诉讼带来了潜在风险。因此，笔者认为批捕考核应将追捕、追诉一视同仁，避免重刑主义思想蔓延、处室意见分歧等可能加剧审前羁押的诸多因素。
六是设立鼓励自我监督的纠错免责制度及审查起诉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不严的追究问责制度。鉴于未成年案件目前正处于轻刑化发展的加速推进期，各类变化因素激增加剧了批捕承办人因反馈滞后等产生的强制措施误用风险。故而针对当前形势，为保障强制措施最终的准确适用，应积极推行羁押必要性跟踪审查机制，但为切实落实该项制度，笔者认为必须在现有考核对错捕扣分的基础上增设自我纠错免责或奖励机制，以此打破目前知错“不敢改”的体制僵局。而且自我纠错往往比他人纠错更易推行，他人纠错常会因人情因素、全局考虑等有所顾虑，睁一眼闭一眼的情况不乏少见，尤其对于并非罪与非罪的定性错误，如捕后判拘役类量刑等，一般并无主动更改的积极性。考核绝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最终目的的实现，这是所有考核制度设计的最大初衷。另外，为有效督促审查起诉阶段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切实开展，应对诉后未新增证据或未走快捕快诉程序但判处强制措施变更类案件的起诉考核予以扣分。
七是扩展“案外”考核，鼓励创新务实。这里所谓的“案外”并非完全的脱离案件，更确切的说是指由案件引申的相关工作。由于未成年案件的特殊性，较大部分的工作力量均涉及到案外领域。但目前的考核范围却未能将其纳入。笔者认为根据未成年案件的自身特点及现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考核中可增设以下内容：（1）将刑事和解列入加分项目。以此推进检察机关践行社会矛盾化解、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要求，降低审前羁押的适用比率；（2）应将保障取保候审或缓刑未成年继续就学、就业的比率高于一定基准作为处室考核递进式的加分项。相反，将低于一定基准增加社会无业游民作为处室考核递进式的减分项。以此督促办案人员对案件的审查由案件本身延伸至案外跟进，继而既能有效推进案外考察帮教工作的深入开展，亦能通过积极的后续跟踪改变以往“放”完晾着任由风险滋生的懈怠做法。当然，在推行该项制度之前，司法机关必须积极联合教育管理部门革除现今部分院校拒不接受前科人员的不当规定，使学校教育逐步成为推进帮教开展最强大的后备力量。只有让孩子学习科学知识、掌握一技之长，才是真正防范再犯最有效的途径。另外，出于鼓励就学优先的考虑，应对就学、就业二者在加分梯度上有所区别；（3）将他类创新做法及实践效果作为“其他类”申报加分项，经最终审查后决定是否加分，以此鼓励各地的创新实践并适时掌握各类实践的确实效果。
（二）突出内部学习，加强证据把关。
由于未成年人系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从保护未成年权益出发，诸多法律对未成年人适用均有例外的轻刑化规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第四款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人使用或威胁使用轻微暴力强抢少量财物的行为，一般不宜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特征的，可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对未成年转化抢的特殊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等等。对于诸如此类的未成年特例，应引起办案人员，尤其系从事未检工作办案人员的足够重视。此外，亦应重视对未成年案件常见司法问题的处理规定，如对有关年龄问题的处理应重视对《北京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公诉部门贯彻的若干意见》第三点“年龄认定及案件处理问题”的学习等等。除此之外，对于法律“应当”类的强制性规定同样不容忽视，即使未成年案件确有其特殊性，亦不可逾越法律的边界。另外，在审查未成年人逮捕必要性时应充分考虑《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较小，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予批准逮捕。对于罪行比较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不具有社会危险性，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可以依法不予批准逮捕：（一）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的；（二）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的；（三）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四）犯罪后能够如实交待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五）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或者集团犯罪中的首要分子的；（六）属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系在校学生的；（七）其他没有逮捕必要的情形。”笔者认为在平日办案过程应注重对相关法律的整理、收集，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处室学习，统一处室认识，推进知识更新，进而真正从提高办案人员自身素质做起，实现以保障未成年人利益为己任的处室职责。
另外，针对检法分歧意见的诱发点，应注重对下列证据的严格把关：
一是强调对年龄证据的重点把握。对于年龄证据的把握应不仅限于对是否够罪这一界限年龄的高度重视，对于犯罪时是否已满18周岁这一法定量刑档的区分同样不容忽视。在实践中，法院对年龄问题的把握确实较检察机关更为严谨。对此，我们应寻找差距、加以借鉴。结合实践做法，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加强对嫌疑人年龄证据的审查把关：（1）对于犯案时户籍年龄刚满18周岁的嫌疑人必须采用未成年人讯问笔录模式，突出对年龄问题的审查核实。鉴于实践中部分地区习惯以阴历申报户籍，以致户籍年龄偏大的情况不乏少数。因此，笔者认为为保障对犯案时未成年界限的准确认定，在适用未成年讯问笔录模式的年龄界限上应略作提升；（2）讯问出生年月的阴阳历、属相及嫌疑人父母联系方式，并向嫌疑人父母进行核实；（3）对于在提讯中发现可能存在年龄错误的，一般应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进行骨龄鉴定，调取医院出生证明或接生婆证言，调取当地户籍申报习惯的相关证据及亲朋、学校证言、疫苗接种记录等；（4）对于年龄证据问题，应注意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处理。例如，《北京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公诉部门贯彻的若干意见》第三点年龄认定及案件处理问题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对难以判断其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区分以下情形分别处理：（1）难以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已满十四周岁的，按不满十四周岁认定，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2）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已满十四周岁，但难以判断其是否已满十六周岁的，以不满十六周岁认定，除犯《刑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罪行外，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3）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已满十六周岁，但难以判断其是否已满十八周岁的，以不满十八周岁认定，决定是否作出批准逮捕决定，需要补充侦查的，同时通知公安机关。”“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对于证明临界年龄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应当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对于经补充侦查证明临界年龄的证据仍然不确实、不充分的，应当按照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予以就低认定。”笔者认为通过对上述工作的加强把关，应能够较好地解决嫌疑人年龄证据的潜在隐患，避免错误羁押。因此，若在法院审理阶段产生年龄证据变更仅系因阴阳历等极易发现的常见错误，则应属于原承办人的工作失责，不应视为证据变更的考核免责事由，以此督促办案人员切实加强对年龄证据审查把关的高度重视。
二是正确认识《司法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价值。虽然现今法律尚未对司法社工报告的法律性质加以明确。但既然社工报告已成为未检工作的重要组成，办案人员即应对其适用加以正确认识，既不忽视其实质价值，亦不对其绝对迷信。由实践来看，检察机关产生前者问题的可能性不大，相比而言后者产生的几率相对更高。例如，部分办案人员往往将《司法社会调查报告》的高度风险等价于“逮捕措施”适用的充分条件，而忽视了案件本身的严重程度等相关问题。先姑且不论《司法社会调查报告》是否确能得到其他机关的同等认可，仅就目前其在检察机关应有的价值界定来看，笔者认为《司法社会调查报告》的实际价值应仅限定于作为办案人员对强制措施选用的参考因素及预期评估，而绝不可逾越界限成为案件处理的决定因素，否则即过犹不及，失去了检察机关自身的存在价值。但是高度风险虽不能作为逮捕措施的决定因素，却恰是考验帮教实效的重点信号，是验证司法社工自身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笔者认为若帮教工作系与多家社工组织共同合作，则可将高度风险取保候审人员的未脱保率作为对各社工组织司法社工帮教能力横向比较的一项重要客观因素加以对比衡量。当然，其前提是此前的高度风险结论必须是客观的。为保障风险结论的相对客观性可安排社工组织间彼此人员事先监督确认等方式加以强化。
（三）拓展外部交流，统一公检法认识，提升逮捕必要性共识
检察机关应积极发挥前承公安后接法院的桥梁作用，使维护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刑事思想在整个刑事程序得以贯彻，并逐步统一。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公安与法院应分别考虑加强以下方面的相关工作：(1)加强公检法交流，在统一办案理念的基础上，实现专门化处室对接。在推进未成年保护队伍专业化的同时,为三家沟通交流搭建机构平台；(2)公检法应尽早在法律原则的框架内共同协商、调研，制定针对常见罪名提捕或判处有期徒刑实刑以上刑罚的相对标准。例如，对于未成年案件应适当提高提捕门槛，继而既能实现对检察机关部分办案力量的优化配置，弥补帮教缺口，亦能提高强制措施适用的准确几率，切实保障未成年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必要时亦可引入统一的量刑估算软件等客观辅助设备，将法院量刑预期加以前置；(3)公检法内部应及时传达统一认识，签批领导严把案件出口，注意案件的横向对比及类案归纳，以保障类似案情处理结果的相对平衡；(4)公检法应保持定期交流，做好释法说理，并根据相关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适时调整、逐步完善，以保证分歧意见的及时解决及强制措施的准确适用；（5）公安机关应加强对案件事实以外“逮捕必要性”证据的收集力度，并将相关意见在提捕意见书及卷宗材料中加以反映。例如，讯问笔录中应增设对嫌疑人父母、在京亲朋联系方式的讯问；对于嫌疑人愿意调取校方意见的，应将校方联系方式及是否愿意保留嫌疑人学籍，对嫌疑人的处理态度等在卷宗材料中一并反映，以便检察机关对“逮捕必要性”审查及帮教考察工作的顺利开展；（6）应将司法社工考察帮教加以前置。由于审查批捕阶段对于在押案件仅有七日审限，且社工介入亦受办案人员去看守所统一提讯等因素的制约，无法受案当日即行开展，调查时限极为有限。实践中，批捕承办人时常无法等待社工报告出具，即必须完成意见书制作，对于司法社会调查情况仅有对最终结论的大致了解，详细情况在未获得最终报告的前提下往往无法准确把握。另外，对于三四日内出具的司法社会调查报告，其本身的准确性亦难免受到时限因素的较大制约。故而为克服上述时限问题，笔者认为应将司法社工考察帮教加以前置。对于一般未成年案件司法社工应在公安机关提捕前即开始介入考察，对于已延长刑事拘留的案件公安机关应直至考察报告出具后方可决定是否提捕。但鉴于侦查阶段证据收集的涉密性，笔者认为考察帮教工作不易过分靠前，仍应在公安机关证据调取相对稳定后再行开展。另外，为保障司法社工考察帮教提前介入及实时跟进的及时开展，笔者建议应尽快在监所检察室设立司法社工联络点，以便司法社工对在押人员考察帮教工作的适时开展。
公检法机关应进一步强调逮捕必要性共识，检察机关应及时总结法院量刑，实时更新未成年人逮捕必要性理念。例如，从与法院量刑对比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刚满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尤其系刚满14周岁的未成年单起犯罪、未对被害人造成损失并具备监管条件的初犯等在逮捕措施的适用上应尤为慎重。又如，对于单起特勤引诱类贩毒案的未成年人是否逮捕亦应加以谨慎等等。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对于不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致于妨害诉讼顺利进行的，应当不予批捕。对于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