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
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安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市政发〔2002〕56号 2002年4月26日
《西安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2002年4月22日市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西安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2002年4月22日 西安市人民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通过）
总则
一、为使市政府各项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根据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和市政府工作的要求，参照《国务院工作规则》，制定本规则。
二、市政府组成人员在行政工作中，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法律法规及各项政策，充分发挥各区、县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的作用，保证政令畅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要忠于职守、勤奋工作、讲究效率、与时俱进；要转变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清正廉洁、依法行政、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三、市政府各部门要认真依照法律法规行使职权。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各自职权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做好工作；要精简会议、公文和事务性活动，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工作质量；要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切实贯彻落实市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
市政府组成人员的职责
四、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各局局长、各委员会主任。
五、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全面工作。副市长、秘书长协助市长工作。
六、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七、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八、市政府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负责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主持市政府办公厅的全面工作，是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
副秘书长协助副市长、秘书长工作，分管办公厅有关业务处室工作。
九、市长外出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代行市长职务。
十、市政府各局局长、各委员会主任负责本部门的工作。
各局、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市政府的行政规章、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
十一、市政府要认真执行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财政预算，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市长预备费要坚持按权限审批，数额较大的开支须经市长办公会研究同意。
十二、市长、副市长要听取分管部门年度主要工作、重要事项及项目安排的情况汇报，进行审查和批准，并督促检查工作的落实。
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由各部门掌握的专项资金和上级专项拨款资金，支出使用须经分管副市长审查同意。
十三、由市政府组织实施的年度重大活动，一般应在年初由市长、副市长及有关部门提出，办公厅统一制定计划，并落实市政府领导分工负责，组织实施。
十四、市政府值班室接到重大突发事件的报告后，应及时向政府分管领导汇报，分管领导应及时到现场指挥处理。对于涉及面大、问题突出的信访事件，政府分管领导要亲自调查了解情况，出面组织协调，研究解决问题。
会 议 制 度
十五、市政府实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工作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市政府专题会议制度。
十六、市政府全体会议由本届政府组成人员组成。副秘书长、市政府其他行政部门、直属事业机构主要负责人及各区县长列席会议。由市长或市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国务院、省政府的重要指示和决定；
（二）决定和部署市政府的重要工作；
（三）通报全市工作的重要情况。
市政府全体会议原则上每年度召开一至二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和人员列席会议。
十七、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副秘书长、厅主任、厅副主任、军分区政委列席会议。市级部门和直属机构主要负责人、区县长在审议有关议题时可以列席会议。由市长或市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和研究贯彻国务院、省政府的重要指示和决定；
（二）讨论通过报请省政府审定的重要报告和请示；
（三）讨论通过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定的政府工作报告、议案和法规草案；
（四）讨论由市政府发布的命令、行政规章以及准备采取的重大行政措施；
（五）讨论决定各部门、各区县请示市人民政府的重要事项；
（六）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其他重大事项。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两周召开一次。
十八、市政府工作会议出席范围为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办公厅主任。会议由市长或市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和贯彻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
（二）通报国内外形势；
（三）总结和检查上一阶段工作、研究和部署下一阶段政府主要工作。
市政府工作会议一般每月第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下午召开。
十九、市长办公会议出席范围为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厅主任、厅副主任、军分区政委和议题主办单位及与议题有直接关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列席。由市长或市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召集并主持，研究、部署市政府综合性具体工作，解决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市长办公会议一般每两周召开一次。
二十、市政府专题会议由市长或副市长、秘书长提出并主持，受市长或副市长委托副秘书长也可按照分工召集并主持会议，研究、部署政府专项具体工作。参加会议人员由召集人提出，会议召开的时间根据需要临时确定。
二十一、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工作会议及市长办公会议的议题由市长圈定，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
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工作会议及市长办公会议的会议纪要，由秘书长签发，必要时报市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签发。市政府专题会议的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市长、副市长、秘书长或受委托主持会议的副秘书长签发。
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如作新闻报道，需经市政府秘书长同意。
二十二、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一般安排在周四下午召开，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应提前安排好工作按时参加会议。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须提前向主持会议的市长或常务副市长请假。办公厅对参会情况做专项纪录。
二十三、市政府各部门拟在下一年度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要于本年度12月中旬以前将会议内容（含会议名称、时间、地点、会期、人数、所需经费及其来源等）报送市政府由分管副市长审批。需要临时召开全市性会议，一般应当提前5个工作日报送市政府由分管副市长审批。
二十四、市政府召开会议要贯彻精简、高效、节约的原则。减少会议，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坚决不开；能以部门名义召开的会议，不用市政府的名义召开。部门和区县副职参加会议能解决问题的不要正职参加。要压缩会议时间，精简会议人员。
公文审批和印章使用制度
二十五、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区、县政府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务院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00〕23号）及《西安市公文处理实施细则》（市政办发〔2000〕152号）的有关规定；公文的审批按市政府领导同志分工负责的原则办理。
二十六、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区、县政府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厅按照市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呈批；重大问题由秘书长、分管副市长送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市长审批。
二十七、审批公文时，对于一般报告性公文，圈阅表示“已阅知”；对于具体请示事项的公文，圈阅则表示“同意”请示的事项。
二十八、以市政府名义制发的上行文，由市长签发。市长外出时由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市长签发。
二十九、市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行政法规，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交的议案，设立或撤并新的工作部门、人员任免文件，由市长签发。
三十、以市政府名义制发的下行文或平行文，经分管的副秘书长审核后，由市长或分管副市长、秘书长签发。
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发文，系市政府领导同志批示办理的，由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审核签发；属市政府办公厅职权范围内的发文由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签发。
三十一、市政府逐步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市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行政法规、以及制发的不涉密的下行文、平行文均在政报上刊发。
其他政府决定事项，经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同意，可以向社会公布。
三十二、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区县政府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必须是由部门、区县的主要负责同志签发。除市政府领导同志直接交办的事项和需要报送市政府领导同志的绝密事项，以及少数特别紧急的涉外事项、重大事件外，各部门、各区县的请示、报告，应当报送市政府办公厅机要处收文，原则上不直接报送市政府领导个人；不得越级或越过主管部门向政府行文请示；请示不得多头主报；除总体规划、总体方案等整体性很强的内容外，应一事一报。
三十三、要减少市政府的发文数量。市政府各部门要认真履行各自的行政职责，属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由部门自行发文；确有必要联合发文的，应明确主办部门，讲求实效、时效。但重大事项必须向市政府请示、报告，不得自行其是。
三十四、涉及多部门的请示事项，请示前各有关部门要进行沟通。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时，主办部门的负责同志要主动与协办部门协商，协办部门要积极配合。不应把未经认真研究、协商的问题上交市政府。经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与协办部门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主办部门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建设性意见报市政府，由分管副市长负责进行协调或裁定。
三十五、市政府领导同志审批和签发的公文，应退文秘部门统一办理，不直接转给其他承办机关。
三十六、市政府领导同志要遵守有关保密规定，不得将秘密公文和密码电报带到家里、医院里或其他公共场所阅读。确需在机关外阅读时，由机要秘书送阅，随阅随退。不得在互联网的计算机上起草文件和存放有关办公的文件，注意计算机的密码保护。
三十七、使用市人民政府印章，由市长、常务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批准；使用市政府办公厅印章，由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批准；使用市政府党组印章，由市政府党组负责人批准。使用市长签名章，由市长批准，或按市长签发的公文为准。
三十八、市政府和办公厅的各种印章由办公厅机要处统一管理，专人办理。使用印章必须有领导签字，不能电话或口头批准，如有特殊情况，用印后应及时补办签字手续。
三十九、市政府委托各有关部门使用的政府专用章，应按照有关规定加强管理，出现问题，有关部门负责人要承担相应责任。对于重要事项的印章应向分管副市长报告。
调查研究及督促检查工作制度
四十、市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每年年初都要制定调查研究工作计划。市政府领导同志和市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一般每年累计应有不少于2个月的时间下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以掌握第一手情况，指导面上的工作。
四十一、市长、副市长要重视督查工作，督查工作应围绕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推动政府重大决策、重要部署的贯彻落实。
督查的范围包括：
（一）《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工作目标和事项；
（二）市政府确定的年度或阶段性工作任务和事项；
（三）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等会议确定的重要事项；
（四）市政府文件决定的重要事项；
（五）市政府布置的专项任务和事项；
（六）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批示事项，上级机关、市委领导以及市人大、市政协交办、转办的事项。
市政府督查办是市政府专门负责督促检查工作的职能部门。
内事活动及外事活动制度
四十二、市政府领导同志下基层调研、检查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人员，不接受超标准招待。
四十三、为保证市政府领导同志集中精力研究处理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除市委、市政府办公厅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以外，市政府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开业、剪彩、庆典、首发首映式等商务活动及繁杂的事务性活动。
各部门、各区县、各有关单位确需要邀请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事务性活动，应由市政府办公厅从严掌握安排。
四十四、市政府对国内宾客的接待，由市政府接待办按照同级对等的原则安排。一般按照规范的标准接待。
四十五、国家以及省上领导对我市工作考察、检查及调研等活动，由政府接待办统一安排，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具体组织。
四十六、市长、副市长因公出国（境），由市外事办公室办理出国（境）手续。市长出访，由市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书面分别请示省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省外办、省政府审核同意后，由省政府报国务院审批。副市长因公出国（境），由市外办报省外办审核，省政府审批。局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由所在单位报市外办审核，经分管市级领导同意后，由主管外事工作的副市长、市长审批。
四十七、市政府领导同志出访，因工作性质需要的按实际由市外办按有关规定安排。
四十八、市级领导会见外国客人由市外办按有关规定予以安排。
市长、副市长会见来访的外国重要官方人士，由接待单位在外宾抵达中国前两周，拟定书面接待计划，向市政府提出请示，经市外事办公室审核，呈有关领导同志批准；会见外国非官方人士，由接待单位向市外办提出请示，经市外办审核后予以安排。
廉洁自律制度
四十九、市政府领导同志应如实进行个人收入申报。一年填写两次《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表》，分别于当年7月底前和次年元月底前报送上级有关部门。
五十、市政府领导同志在国际和国内交往中收到的礼品，折合人民币不满200元者，归受礼人使用；200元以上的，按有关规定上缴办公厅统一管理和处置。
五十一、市政府领导同志要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报告制度。市政府的责任追究工作由市长全面负责，副市长分口负责。凡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反腐败工作敷衍塞责，不抓不管，以致发生重大案件，造成严重影响的，按规定追究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
每年年底前，市政府领导同志应将个人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报告报送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十二、市政府领导同志实行请销假制度。副市长请假一天以上者由市长批准，秘书长请假一天以上者由常务副市长批准，副秘书长请假一天以上者须经秘书长批准。
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出国、出差须告知市政府办公厅。政府各部门正职出国、出差须向主管副市长、市长请假，并告知市政府办公厅。
浅谈哈特的“规则说”与司法实践的关系
李响
摘要：近一两年，发生了很多引人争议的案件，对于这些案件的定案，不同的人出发的角度不同，结论不同。从哈特的“规则说”角度出发，采用的承认规则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大不相同，本文拟从哈特的“规则说”入手，浅谈这一理论对现代社会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从哈特的“规则说”谈理论与实践如何更好的结合。
关键词：承认规则 内部陈述 空缺结构
一、“规则说”概述
哈特是现代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边沁、奥斯丁等古典分析法学派的一部分思想，认为法律应该与道德相区分。但是哈特也对奥斯丁提出的“法律是一种命令”提出了批判。哈特认为，“命令说”无法完整的诠释法律内涵和外延，首先，法律不仅仅限定被规范者的行为，同时制定者本人也要遵循法律。其次，法律不完全都是命令性规则，还有授权性规则。所以，哈特在对奥斯丁的“命令说”进行了批判后，提出了法律是一种规则这样一种新的观点。哈特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是由两类法律规则构成的。即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
第一性规则为人们设定了义务，要求人们做或不做某种行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它属于强制性规范。“将法律当做强制性命令的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是他的出发点却是基于对以下事实完全正确的掌握，即凡有法律之处，人类的行为在某个意义上就不是随意的，或者说是‘具义务性的’。”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哈特虽然对命令说提出了批判，但是并没有摒弃法律的强制性，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的第一性规则很明显是传承了古典分析法学派的思想。
在提出了第一性规则之后，哈特假设了一个没有立法机构、法院或任何种类之官职的社会。他将之称为科予义务之初级社会，之后他便对这种社会进行了分析。针对这种仅有第一性规则的社会他提出了三方面缺陷：不确定性、静态性、用以维护这些规则的社会压力的无效性。不确定性是指缺乏权威的标准来确定哪些属于规则、以及某个规则的精准范围。静态性是没有任何改变固定的规则的方法，使法律无法适应情况的变化。而用以维护这些规则的社会压力的无效性是指缺乏权威的机关来最终的、权威性的决定规则是否被违反。
哈特把这样的社会称为前法律世界，要从前法律世界走向法律世界，就要克服前法律世界中的三个缺陷。“针对每一个缺陷所实行的补救办法本身，都可以认为是从前法律世界进入法律世界的一步。因为每一种补救都随之带来了贯通于法律的因素；这三种补救合起来无疑足以使第一性规则体制转换为无可争议的法律制度。”
因此哈特提出了承认规则解决不确定性；改变规则解决静态性；审判规则解决分散的社会压力的无效性。
（一）承认规则
承认规则是一种最终规则，它是其他规则是否有效的评判标准。承认规则本身是一种事实，它存在于法体系的实际运作内。在法体系的日常运作中，承认规则并未被陈述出来，其存在显示于特定规则被鉴别出来的时候。即承认规则的存在必须建立在实际的实践活动中。承认规则相当于比赛中的得分规则。在比赛过程中，决定哪些行为构成得分的一般化规则很少被详述出来；相反的，此种一般化规则往往就被裁判或球员直接使用。在特定案件中，人们会直接使用第一性规则，而不会再陈述第一性规则有效的权威性标准即承认规则。因此，承认规则是法效力的判准，鉴别法律是否有效，它最直接的体现是：“法律规定如何……”，这样便承认了第一规则的有效性。它是法体系中的最高判准和最终规则。一个法体系内的其他规则的效力都要通过承认规则被确证，至于承认规则本身的效力问题，笔者将在后文中加以具体阐述。
那么承认规则又是如何来确定法律的有效性呢？它是通过第一性规则所拥有某一般性特征来鉴别某一规则的有效性的。在根据一般性判断，有多种规则可以适用时，承认规则也会包含安排优先顺序以解决第一性规则间可能发生冲突的规定。所以承认规则是衡量政府官员行动的共同的、公共的标准。在处理特定案件时，政府官员要按照承认规则确定法律的有效性，合理适用法律，不能任意猜测。
（二）审判规则
审判规则是授权个人对特定情况下第一性义务规则是否已经被破坏的问题做出权威性决定。它是在通过承认规则确定了法条的确定性后由法官进一步解释法条是如何应用于个案的。即由权威机关给予特定行为一个权威性的、最终的评价。解决了分散的社会压力的无效性。审判规则不仅有审判主体方面的规则，也包含了审判程序方面的规则，因此法官必须依照审判规则行使审判权。法官审判在特殊案件发生时显得更为重要。
法律是一般化的规则、标准和原则，它的语言都是具有概括性的，它具有开放性结构。能够在人群中传播，让大家根据法律的描述对自己的行为产生预期，知道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不违法的。但是人类立法者不可能预知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所有可能情况的组合。所以我们的法律并不能涵盖所以可能会发生的行为。在特定事例发生后规则能否被适用（规则的语言似乎只界定出权威性的例子，也就是那些由正常情况所构成的例子）要看当前的个案在相关性上是否与正常情况“足够”相像。
于是产生了两种需求：第一种需求是确定规则的意义，使私领域的个人能够在大部分的行为领域中，都能够可靠地把规则适用在自己身上，而无需随时等候官方对行为的指示或官方对如何权衡社会议题的指导第二种需求是把出现于个案时，才能被妥当了解和解决的议题留给咨询充足的官员来进行选择而加以解决。
在特殊个案发生时，不同的人对于法律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所以这时更需要一个权威的标准来评价具体行为。审判规则正是赋予了法官审判权，让法官在此时作为权威机关给予权威的标准，但是作为审判规则授权的主体此时更需要受到审判规则程序方面的约束，严格依据审判规则评价特定行为
（三）改变规则
改变规则授权给某个人或一些人，为整个群体的生活或其中某一阶层的人的生活引进新的初级行为规则，以及废止旧的规则。改变规则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第一，授权国家机关以立法权力，制定新法、废除旧法。第二，授权私人以签订合同、订立遗嘱、转让财产、改变自己的法律地位，约定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改变规则规定了谁是“立法者”又界定了立法所需遵循的程序。“立法者”须按照改变规则的要求改变旧的初级规则。
首先，在授权国家机关立法权方面，我国改变规则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立法权”，即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出台新的“初级规则”或改变旧的“初级规则”。例如《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就对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予以了充分的补充说明，单就管辖问题就出台了三十七条规定。但是司法解释的出台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这也是改变规则在程序方面的要求。
其次，对于其他群体，以《公司法》中的相应规定为例。《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在很多方面都可以通过章程改变法律的规定，但前提必须是在法律明文规定可以通过章程加以改变的情况下，且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加以改变。这样的规定赋予了股东这一群体制定公司内部的一些“第一性规则”的权利。但是他们同样要遵循《公司法》中关于制定程序方面的规定，并且他们制定的章程内容也不能与《公司法》相冲突，这就是改变规则对于他授权的群体的约束。
改变规则相对于承认规则与审判规则较难进行。它发生在实施法律的过程当中，是一个续造法律的过程。
综上所述，第二性规则是为了合理的、恰当的适用第一性规则。哈特的理论充分体现了分析实证的魅力，一切理论的提出均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因此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的提出也是为了能够实现自然法学派提出的公平正义等抽象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讲，哈特的这一理论拉进了实证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的距离。对于现实的司法实践来讲，哈特的规则说也在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但是哈特的理论同样存在着局限性，这一点，将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进行具体阐述。
二、承认规则的效力
承认规则的提出是哈特的规则说中的亮点。承认规则作为其他规则评判的标准，它是这一理论存在的基础。因此对于承认规则本身的效力如何验证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哈特明确表示他的承认规则是否存在、是否本身有效力是一个经验的事实问题，是一个法律制度是否有大体的实效问题”。 哈特并没有将承认规则的效力问题制度化，而是将它建立在社会实践当中，因为这样建立在现实之上的承认规则更可靠。
承认规则本身的效力有两种评判方式，一种是外部陈述，一种是内部陈述。所谓“外部陈述”是“观察者的态度”，“指的是一个人从外部记录‘某个社会群体接受此等规则’的这个现象，但他自己并不接受这项规则的态度”。 所谓“内部陈述”，是法院和官员们在司法实践中自觉接受某一法律规则的指导，以及其他人对于某项规则的接受，这时的承认规则就作为了他们行动的指导，而不仅仅是一种对某项规则的事实上的承认。
因此，承认规则就是在内部陈述与外部陈述中产生的。在司法实践当中，针对某一类具体的案件，不断的运用相同的内部陈述与外部陈述，久而久之，也便形成了一套规则，这就是承认规则，并没有制度层面上的东西，而是基于司法实践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承认规则不是被陈述的,它的存在或效力标准是通过法院或其他官员确认特殊法律规则的方式显示出来的。法律的内在观点与法律的效力直接关联,法律只有具备了内在观点,法律才存在,才有效力。”
三、承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在一般的案件当中，承认规则的适用是确定的，这时，承认规则发挥的是指导的作用。“在作出内在陈述时,如果一个被采纳了的承认规则的这种使用被理解,并细心地把它与关于该规则被接受的事实的外在陈述相区别,那么,有关法律的‘效力’观念的许多模糊不明之处即可消失;因为‘效力’一词最经常地运用于这种内在陈述中,运用于一个法律制度的特定规则,即一个未明确说明但却被接受了的承认规则。”
因此，在一般公民运用不同的承认规则适用不同的具体法律规则时，法官应当适用正确的承认规则对规则作出选择。这一过程即是对承认规则的遵守，也是对承认规则效力的肯定。承认规则正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的司法实践中确立的。因此，法官及政府官员对承认规则的遵守尤为重要。但在我国近几年发生的一些案件中，承认规则并不能被遵守，这样也使我国的司法进入了一定程度的僵局。
（一）许霆案
许霆案中，终审的法官并未改变对许霆罪名的认定，依然将许霆的行为认定为是盗窃罪。而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对于盗窃罪的的认定，有这样三个要点：一是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二是客观行为为秘密窃取，三是窃取的对象是他人财产
1．主观目的
许霆虽然在主观上有占有这17万元的目的，但是，客观方面不具有秘密窃取公私财产的行为。我们对秘密窃取的解释是：自认为不被财产所有人、保管人发现的情况下，窃取他们财产，非法占为己有。盗窃通常是积极的作为方式进行。
2．客观行为
许霆以实名工资卡到有监控的自动柜员机取款。既没有篡改密码，也没有破坏机器功能，其行为对银行而言是公开而非秘密的。许霆取款是经柜员机同意后支付的，其行为是正当的、合法和被授权的交易行为。
3．对象
ATM机本身确实是银行的，但是那机器里的一个帐户却是独属于许霆的。许霆是拿自己的合法的银行卡，以一个正常客户的身份操作该ATM机，进入自己的账户，提取自己账户上的钱。许霆在自己的帐户里“拣”了17万多元，其行为无从认定是“秘密窃取”的行为。因此，许霆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客观要件，不成立盗窃罪。
但是法官并没有按照盗窃罪的一般特征来鉴别规则，而是单凭自己的主观臆断解释法条，判断许霆的行为。这明显违反了承认规则。按照承认规则，应当依据民法中的不当得利评价其行为。不当得利的一般特征是没有合法依据，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利益，许霆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刑法等法律的规定，但同时他的确获得了其不应获得的钱财，也没有合法的依据，因此应将其行为认定为民法上的不当得利，通过民事程序即可解决。
（二）孙伟铭案
这样违反承认规则进行裁判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孙伟铭的案件上。法院最终还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伟铭无期徒刑。但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孙伟铭后面的行为是故意而为的。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将孙伟铭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只能以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一罪论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个口袋罪名，如果在司法实践中确立这样适用法规的承认规则，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法官及政府工作人员对承认规则的遵守对于一国的司法实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承认规则的效力一方面体现为对行动的指导，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也在创制着新的承认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