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资深律师观察“红罐”争夺战

　　　一个“红罐”两家争夺，“王老吉”与“加多宝”关于“红罐”归属之战打的正酣，这场互为原、被告的官司，原本一案在北京立案、另一案在广州立案，高院以方便审理为由，两案合并放到广州审理。这是一起号称商品包装装潢第一案的红罐之争如何一锤定音，红罐到底是谁的？商界都从各自的角度做出判断，有人预言，如果某一天既便红罐权属有了定局，相信凉茶市场的格局也不会轻易改变。
　　　各说自话亮各自观点
　　　5月14日的庭审广药集团要求播放PPT，用以说明广药与涉案商品装潢的关系，与该PPT一并出现的还有广药当庭提供的13份新证据。
　　　加多宝方面的代理人当庭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该组证据超出举证期限，但法官最终决定同意广药提交这些证据，并让加多宝方面的代理人表达意见并在合理时间内提出质证意见。
　　　加多宝的认为：王老吉混淆了“商标”和“装潢”的不同，装潢自始至终就是加多宝的。
　　　王老吉的观点：商标是谁的装潢就是谁的，“王老吉”的商标被收回了，其红罐装潢也应该一并收回。
　　　5月14日加多宝在广州几大媒体刊登软文广告，标题是“没有加多宝就没有红罐凉茶”；5月16日广州几大主流媒体以及全国部分媒体头版均出现一则半版广告，标题是“红罐装潢应归属广药王老吉”，副标题为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庭蒋志培原庭长及权威专家一致认为。
　　　商品的装潢是为了识别与美化商品而在商品或者包装上附加的文字、图案、色彩与排列组合。商品装潢中然侧重于对商品的装饰和美化作用，但具有显著性的商品装潢的图案可以被作为商标依法注册，在这种情况下，该商品装潢又具有商标性质，享有商标专用权，本案所涉及的商品装潢即属上述情形，目前，法律没有明确对如何判断商品装潢与注册商标近似的明确规定，但鉴于商品装潢与注册商标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共同点，判断商品商标近似的规定同样对判断包装装潢近似具有指导意义。
　　　双方都投放有利于自身的广告，以引导社会各界对此次事件的结果，提高此次庭审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从法律角度看，此举并不能对庭审结果产生实质影响，5月16日广州药业股票下跌幅度接近6%。
　　　庭审结束前，主审法官询问加多宝和广药有无和解意愿，加多宝方面的代理人对法官表示要询问加多宝方面的意愿再向法庭提交回复；王老吉的代理人在现场回复说要等到权利明确后希望能够调解。
　　　从2012年5月份开始，两方谁也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和解一直都存在可能，这场诉讼是商标争夺案的一个延续，商标官司打完了，没有和解，装潢权的官司打得正紧，也有人说双方当事人无法和解。
　　　“红罐”归属有利于提升市场占有率
　　　红罐的归属对于两方都至关重要，事关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对加多宝守住行业目前的市场位置或广药追赶加多宝都非常重要。失去红罐装潢权的一方，会面临致命打击，可能面临消费群体的流失，需要承担设计新包装并被消费者重新接受、认知的时间及营销成本。
　　　也有人认为红罐归属权案件的结果不会影响双方在市场里的现有状况，不管红罐的使用权给了加多宝还是广药，都不可能阻止另外一方继续使用红色罐体。既然不可能阻止另一方继续使用，那么这场官司的输赢对另外一方就没有多大意义，这仅仅是商标案的延续，不能因为你用红色别人就不能用红色，颜色不可能有归属权。
　　　打官司的过程本身就是争夺市场
　　　事实上企业间的争斗，本身就属于一种营销方式，可以迅速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其他企业的知名度会被遮盖。通过诉讼，加多宝一方面能够提高营销率，从而强化其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印象。广药也可通过官司制约加多宝的发展速度，为广药王老吉凉茶争夺市场份额赢取更多机会。
　　　该案不论哪一方涉嫌侵权，都将伴随着高昂的侵权费用。加多宝、广药分别提出了3096万元、1.5亿元的经济损失赔偿请求。为了使得赔偿请求有理有据，法庭当即决定封存加多宝公司、大健康公司的部分账册进行审计，并于16日公开摇珠，选定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广东分所进行本次审计。
律师认为最大的赢家是善意共存
　　　针对装潢之争，司法有较大的裁判或界定空间和余地。相关法律制度的具体运用可以参照关于审理商标侵权的规定，涉及商标及包装装潢权法律制度当中，判断侵权的标准规定依据商标侵权的规定看比较明确，就本案而言，首先要解决的是红罐包装是否构成对商标的近似性侵权，双方都无法证明曾注册的商标包含红罐或颜色图案的组合，仅仅在于争夺红罐或颜色与图案组合的设计，尽而达到确权目的，如果都无法证明红罐及颜色图案组合有过商标注册，则争点主要集中在包装装潢的在先使用权，注册商标与商品装潢之间的比对就不能成为争议焦点。
　　　我国商标法规定，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他人相同或者近似商标或者包装装潢的构成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商标法第52条规定的商标（包装装潢）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包装装潢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该解释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52条的规定，认定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按照以下原则进行：一是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二是既要进行对商标的整体比对，又要进行对商标主要部分的比对，比对应当在比对对象隔离的状态下分别进行；三是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显著性和知名度。据此，商标装潢侵权判断标准是清析的，而且在认定商标装潢近似度时，只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不考虑被诉侵权商标的具体情况。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些司法文件提出了商标侵权判断的具体标准，最高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对于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注册商标与企业名称的权利冲突，当事人不具有恶意的，应当视案件具体情况，在考虑历史因素和使用现状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解决冲突，不宜简单地认定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与他人著作权、企业名称权等在先财产权利相冲突的注册商标，因超过商标法规定的争议期限而不可撤销的，在先权利人仍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对其提起侵权的民事诉讼，但人民法院不再判决承担停止使用该注册商标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要妥善处理最大限度地划清商业标识之间的边界与特殊情况下允许构成要素近似商标之间适当共存的关系。
　　　相关商标均具有较高知名度，或者相关商标的共存是特殊条件下形成时，认定商标近似还应根据两者的实际使用状况、使用历史、相关公众的认知状态、使用者的主观状态等因素综合判定，注意尊重已经客观形成的市场格局，防止简单地把商标构成要素近似等同于商标近似，实现经营者之间的包容性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时，对于尚未大量投入使用的诉争商标，在审查判断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等授权确权条件及处理与在先商业标志冲突上，可依法适当从严掌握商标授权确权的标准，充分考虑消费者和同业经营者的利益，有效遏制不正当抢注行为，注重对他人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强显著性的在先商标、企业标识、企业名称等商业标志权益的保护，尽可能消除商业标志混淆的可能性；对于使用时间较长、已建立较高市场声誉和形成相关公众群体的诉争商标，应当准确把握商标法有关保护在先商业标志权益与维护市场秩序相协调的立法精神，充分尊重相关公众已在客观上将相关商业标志区别开来的市场实际，注重维护已经形成和稳定的市场秩序，对确已善意使用或者共存的商标，在侵权判断时有例外规定。2012年9月份召开的“中欧商标混淆可能性研讨会”上，曾就“保护在先商业标志权益与维护市场秩序相协调”的例外精神有过讨论，当时提出的问题是，这种例外规定是否使侵权判断标准不明确或者模糊了？是否削弱了注册商标的保护？是否设定了不构成商标侵权的新的例外？实际上，后来的这些规定都是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的一些具体化。
　　　现实生活关系越来越复杂，商标侵权判断的具体标准必须适应这些新的变化，符合现实生活的需要。只所以规定上述例外的特殊情况，仍然是立足于商标侵权判断的混淆可能性标准，即在上述情况下，由于案件事实本身的特殊性，不应当认定具有混淆的可能性，因而不认定构成侵权的根据仍然是不构成混淆性近似。这些例外标准显然具有利益衡平的意蕴，即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如果认定构成商标侵权，会导致利益的不公平和不平衡。
　　　类似于外观装潢等描述性商标标识，由于其本身具有描述性，无法直接起到区别商标来源的作用，其禁止他人使用的权限范围就受到较大的限制，参照商标法实施条例第49条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讼争的红罐包装装潢是一种主体为红颜色的包装罐体，如果被控产品外包装含有颜色成份，生产者出于说明或客观性描述商品特点，且以善意方式在必要的范围内予以使用，不会导致相关公众将其视为商标来源混淆的，可以认定为正当使用。判断是否属于善意、是否必要，可以参考商业惯例等因素。从两者商品外包装看，各自销售商品包装装潢的显著位置突出标明“王老吉”或“加多宝”字样，从文字商标上足可以区分商品的来源，外包装装潢标识，仅仅具有描述性特征，字体商标明显大于其他标注，并且所采用的字体区别明显，外包装为“红罐”的使用方式，没有超出客观描述商品的正当使用界限，因此，律师认为，善意共存才是解决双方争议的最佳。
探望权的确立和处理

廖 君


婚姻是产生家庭的前提；家庭是缔结婚姻的结果。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婚姻亦是家庭的纽带，婚姻的裂变已经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婚姻关系解除后不与未成年子女生活的一方如何行使探望权，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由此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抚育费纠纷及变更子女抚养权纠纷呈逐年增多的趋势。该类纠纷不仅涉及父母本人而且往往牵扯着整个家庭及亲朋好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见如何确立探望权、如何处理好探望权纠纷、对化解双方矛盾、更好地保护和教育好未成年子女以及对促进社会的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探望权概述

探望权是2001年婚姻法修正后新增加的一项权利。

探望权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这一制度为处理离婚后父母探望子女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各国立法和法理所接受，确立探望权符合世界婚姻家庭制度发展的潮流；如《德国民法典》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保留与子女个人交往权，请求告知子女的个人情况权（以符合子女的利益为限），及对子女财产利益必要时承担财产照顾权之全部或一部，还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和人身照顾权人不得为任何损害子女与他人的关系或造成教育困难的事由，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亲属编规定，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为未行使或负担（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利义务之一方酌定其与未成年子女全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间。但其全面交往有妨碍子女方利益者，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变更。我国婚姻法在修正时，正式把探望权规定归非抚养子女一方父母对子女亲权中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规定了抚养子女的一方具有协助的义务，这个规定弥补了我国婚姻法中探望权制度的缺失，是婚姻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所谓探望权，是指夫妻离婚或同居关系解除后，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享有按照我国约定的时间、地点、方式探望、关心未成年子女或与其短时间共同生活的权利。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有义务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的权利。从法理上看，探望权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一种身份权。夫妻离婚后，基于婚姻关系的各种身份权、财产权归于消灭，但是离婚并不能消灭父母和子女间的身份关系。父母离婚后，子女还是父母的子女，父母和子女的身份关系并没有改变。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不仅是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也是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方对子女的探望权的法律基础。只要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存在，探望权就是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方的法定权利，非有法定理由不得予以限制或剥夺。探望权不仅可以满足父或母对子女的关心、抚养和教育的情感需要，保持和子女的往来，及时、充分地了解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更好地对子女进行抚养教育，而且可以增加孩子和非直接抚养方的沟通交流，减轻子女的家庭破碎感，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如何平衡父母探望的权利和促进子女身心健康发展，是探视权制度的关键。各国立法实践和婚姻法理论普遍认为：探望权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只有在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下，才应该受到限制甚至暂时被剥夺。

探望权是和直接抚养权相对的一种权利。父母离婚后，如果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抚养方就成为子女亲权的主要担当人，取得直接抚养权，非直接抚养方的亲权则受到一定的限制。与此同时，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也自然享有对子女的探望权。也就是说，探望权不是产生于父母之间的协议，也不需要法院判决确认。只要直接抚养权一确定，探望权也同时成立，非抚养一方的父或母自动取得探望权。因此探望权的主体，只能是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父或母，而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父或母则是探望权的义务主体，应该协助探望权人实现探望的权力。这种协助义务一般包括：直接抚养一方的父或母应该本着方便探望人的原则，协商确定合理的探望时间、方式，或者按照法院判决安排探望时间。当子女拒绝探望时，直接抚养方的父或母应该进行说服工作，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不得设置障碍，拒绝非直接抚养一方的父或母探望子女，否则就侵害了非直接抚养一方的父或母的探望权利，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二、确立探望权的必要性

1、确立探望权是当前形势下的迫切需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离婚案件及由此产生的探望未成年子女纠纷不断增多，有些探望权纠纷案件的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很尖锐，甚至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当事人发生探望权纠纷后要求人民法院解决，法院往往以无实体法规定又无司法解释为由不与立案，仅作为来信来访处理，即使协助双方当事人订立了探望计划，亦因没有用法律文书的形式固定下来，没有法律的强制力作为协议执行保障，当事人往往会再次发生纠纷，而少数人以探望权纠纷立案受理的法院在审结制作裁判文书时由于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大多数表现出内容不统一，不规范和操作性的特点，对如何探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审法官的自由裁量，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能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因此，确立探望权势在必行。

2、确立探望权可以让不与未成年子女生活一方的父或母更好地实施监护权。父母子女关系是自然血缘关系，父母离婚后或解除同居关系后仍是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对其所生的未成年子女仍有管理和教育的权利。父母因故离婚，孩子或多或小却已无辜受到了伤害，作为父母应该把个人恩怨放下，尽心抚养孩子成人，但在实践中，有不少父母，由于法制观念不强或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其离婚后将自己的不愉快的想法逞给未成年孩子，在孩子面前故意中伤对方，有的则将与孩子共同的机会作为个人的特权，有时会出现以种种理由及各式手段阻碍、拒绝对方探望未成年子女，也不允许未成年子女看望要求探望的一方，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而监护权包括对未成年子女生活、学习等方面的教育及管理。父母离婚后，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如果不能定期看望、教育子女或短时间与其共同生活，实现监护权只能是一句空话。探望权的确立，便能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能更好地维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3、确立探望权可以解决轮流抚养带来的问题。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深入，贯彻大多数成年子女均属独生子女，父母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后子女的抚养费负担不是双方争论的主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事人不再会为抚养费问题过多的犯悉。而是千方百计地争未成年子女抚育权。因此，最高院作出规定，双方当事人在不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情况下协议轮流抚养子女的可予准许。轮流抚养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父母双方不能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痛苦，子女可以尽可能与父母双方继续保持正常的感情联络，避免因父母离婚带来的父爱或母爱的欠缺。然而，轮流抚养子女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受到入学、住房、父母身体状况等条件的限制，轮流抚养很难得到具体落实。未成年子女正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经常改变其学习、生活环境，使未成年人总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是十分不利的。探望权的确立，可以缓解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维系亲情关系，消除他们的顾虑，让不与孩子共同生活的一方尽可能与孩子保持正常的接触与联系，减少家庭破裂给他们幼小心灵带来的创伤，为他们看望教育子女提供法律保障。

三、探望权的行使方式

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和直接抚养权同时成立，因此不存在确权的问题。但是行使探望权，涉及到抚养方和子女的利益，因此有必要确定探望的时间、方式。我国《婚姻法》第38条第2款规定了探望的时间、方式的两种途径：“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此可见，法院审理涉及探望权案件中，要尽量使用调解方式，使双方当事人在探望的方式上自愿达成协议，有利于案件的执行，并且确定了“协议优先”的原则。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父母是因为感情破裂解除婚姻关系，父母在协商时可能会过于考虑自己的利益，故意提出不合理的探望时间、方式，有些直接抚养一方甚至拒绝就探望的有关问题进行协商，探望权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确定探望的时间和方式。法院应受理探望人的请求，依法就探望的时间和方式作出判决。

一般来说，探望的方式可以区分为看望式探望和逗留式探望。探望式探望是指非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父或母以探望的方式探望子女；而逗留式探望是在约定或判决确定的探望时间内，由探望人领走并按时送回被探望子女。两种探望方式各有其优点和缺点。如看望性探望，一般时间较短、方式灵活，但是不利于探望人和子女的深入交流。而逗留式探望，时间较长，有利于探望人和子女的深入交流和了解，但是直接抚养人则要承担不能和子女一起生活的不利后果。逗留性探望对探望人的要求也更高。探望人不仅应该具有较好的居住和生活条件，而且还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得有如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如果一方有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或者居住、生活条件差，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应该避免适用逗留性探望。逗留性探望还要求子女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一般只有在子女寒、暑假或其他假期时才能适用。人民法院应根据探望父母实际情况，本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原则，根据不同探望方式的特点，确定探望的方式和时间。

同时，探望权人按照协议或法院判决具体探望时，还应该考虑子女的意见，如果子女在约定或判决的探望时间不同意，探望的父或母不得进行探望。

四、探望权的中止

探望权的中止，是指探望权人符合探望中止的法定理由，由法院判决探望权人在一定时间中止行使探望权的法律制度。探望权是探望权人的法定权利，法律应该保护，但探望权也涉及到抚养方和子女的利益，可能损害相关人尤其是子女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加以限制。探望权中止制度，就是通过中止探望权人在一定时间内行使探望权，来保护相关人的权益。

《婚姻法》第38条第3款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经人民法院判决可以中止探望权。”由此可见，探望权中止的前提是探望权的行使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如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患有传染性疾病、精神病，或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

何谓“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婚姻法未作明确规定。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4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教育未成年人不得有下列不良行为：①旷课、夜不归宿；②携带管制刀具；③打架斗殴、辱骂他人；④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⑤偷窃、故意毁坏财物；⑥参与赌博或者变相赌博；⑦观看、收听色情、淫秽的音像制品、读物等；⑧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营业性歌舞厅等场所；⑨其他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当一方以探望子女为由，教唆、胁迫、引诱未成年子女实施以上不良行为或为未成年人实施以上不良行为提供条件，则足以构成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要件，经人民法院判决可以中止其探望权。此外，父母一方患有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有酗酒、吸毒等行为，或者暴力行为、骚扰子女的行为、绑架子女的企图等等，也可认定为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中止探望权只是探望权的行使的障碍，并非剥夺，当以上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消除后，非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原享有的探望权应可恢复，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通知其恢复探望权的行使。

五、目前审判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1、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或解除同居关系案件时往往对探望权不作明确规定，大多认为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享有的探望权是不言而喻的，仅仅是就案办案，很少涉及探望权问题。因此，对待类似情况，应在查明案件事实，征询当事人双方的意见，在有利于未成年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就双方探望问题一并作裁决，以避免其他纠纷发生，减少讼累。

2、法院在判决探望权中止时应符合法定理由。婚姻法规定只把探望行为“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唯一的法定理由。探望权人的非探望行为即使可能危及子女的身心健康，也不能作为 探望权中止的理由。如探望权人没有支付抚养费，虽然也可能对子女生活、医疗、教育产生影响，但是这种行为是非探望行为，不是法定条件，因而不得以此为依据判决探望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