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无罪推定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执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程序正义的实施程度及其司法化程度。中国的法制环境是比较复杂的，是由中西法律文化思想交汇的而成的，中国的无罪推定，可以由小见大，观察到在西方法律移植的过程中，中国在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中所需要改进的地方。
关键字：无罪推定、程序正义、法律移植
引 言
关于无罪推定的讨论由来已久，特别是在类如佘祥林，李明久，杜培武的冤案被媒体暴光之后，就更成为法学界讨论的热点。在这些讨论中，笔者所大多见到的是对于这种现象的不理解和责问，笔者以为恰恰相反，在现代中国会出现这类的冤案，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也是法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我们所要做的，是尽快的找出其症结所在，减少以及解决这一问题。
所谓的无罪推定，就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未经过司法程序的最终判决之前，都应被视为是无罪之人。 无罪推定存在之意义，在于保护被列为犯罪嫌疑对象之人，保障其合法权益。无论其是否真的有罪，“在被法庭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 这也是在权利本位的法治环境中所必须体现的。
一、无罪推定的必要理念
“刑事诉讼程序的演变要比刑法本身的演变更为的复杂，因为，刑事诉讼程序规则更为紧密的触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制度上的改变，尤其是文明发生重大的变动，对于刑事裁判发生的影响，要比对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是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以及如何惩处这些行为的影响，更加的迅速和深刻” 亚洲很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的国家的法制体系是继承了西欧大陆，特别是德国以及法国的衣钵，，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了，我国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和变革之后，逐渐的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形成了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法律体系。不难看到，这种现代的社会法律体系正在发挥的巨大的作用，但是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的国家，那是一段以义务本位法为主要依据的时间，那么久的时间，必然给民族打上深深的烙印，这从无罪推定上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从中国法治建设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不可取的。笔者将关于此在后做阐述；
作为无罪推定的基本概念，至少要具备几点；“证明责任由控告一方来承担，被害人并没有证明其自己有罪的义务，不能强求被告自证其罪……对被告人有罪的根据有合理的怀疑时，应作对被告有利之解释，不能证明其有罪的，作无罪处理。” “那些不能得到认证的事实，其义务不能转嫁到被告人的身上……在存在怀疑的情况下，应做利于被告之裁决。” 无罪推定在一定的程度上加深了作为控告的检方胜诉的难度，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加剧了搜证成本以及相关的财政成本的加大就放弃了对于程序正义的坚持。在中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实惠主义观念，如果认为是哪个样子，就会认为是那样，就不会去探究他真实的意义，一旦大家都那样的认为，如果不是经过千心万苦的证明，恐怕即使是假的也会成为真的了。当然，并不是只有中国民族是这个样子，西格蒙得•弗洛伊德的一本晚期著作，其中分析了有关生命有机体具有“重复早期经验”的先见取向。 基于对于“重复早期经验”的先见取向，人们往往会比较倾向于用以前的法律知识及经验对事件进行处理，这便也是法律之程序正义为何在中国广大地域范围内无法实施之重要原因，无罪推定也因此并无法实施。
比如对于沉默权的争论，其本身是推行无罪推定的重要环节，具有相同的性质，到如今，很多的学者依然认为对于犯罪嫌疑人，是不应当具有沉没权的，这些相关的理论支持，不能说不无道理，但是，基本都是从国家的利益角度去考虑的，这也是国家义务意识，在中国两千多年统治地位的产物。作为国家之公民，应当对国家赋有一定的义务，但是笔者以为，这种义务仅仅局限于纳税与服兵役，公民是有为国家服务之义务，但是没有向任何一个国家机构服务之义务，在权利本位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法制社会，这种擅加之义务应当被排除。在接受控方询问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保持沉默，更何况，口供不能单独的作为证据而存在，当没有足够的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惟一的口供是不能够作为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的，但是恰恰相反的是，在很多的地方，口供往往是定罪量刑的惟一证据，这是作为法制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所不应当出现的。通常，“为了保证沉默权，规定侦查机关和裁判长有义务在审讯疑犯或者审判程序的开头，都应当告知其有沉默权。” 在中国，犯罪嫌疑人是没有这项权利的，相应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实际上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法律，在一定意义上还不如国外的诉辩交易原则，中国的软性条款太多太多，应当建立沉默权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犯了罪，就应当受到处罚。在制度实行的初期，应当实行一定的监察机制，保障“沉默”权利的实行。但是在本质上，要最终的在人们的心理形成一种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愿意或者说会自觉的按照法律的意思去做。
当然，并不是对于这种权利不做制约，“当嫌疑犯在案发的时间或者相近的时间出现而被逮捕的……嫌疑犯对当时在场的原因未能够做证明或者解释的，法庭以及陪审员可以对其作出不利的推断。” 只要具备一定的保障措施，沉默权完全可以逐渐的在国内推广下去。
二、中国法制环境的影响
笔者在前文中说，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在西方大陆法律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那么象无罪推定之类的西方法律思想，在移植中国之后，会显现出什么一样的形态，其实在移植之初，都是未知数，因此这种法律移植都是在一定层面的移植，在实践中尚需要一定的磨练与融合。
所谓的法律移植，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借鉴，吸收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制度，确立起与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制度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法律制度，甚至是将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直接用于本国或者本地区的行为。
法律的移植是国家在逐渐进行法制进化过程中，对于他国法律借鉴的结果，
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的智识，尽管不排除因为法律移植很可能导致一种很好的法律效果的出现，但我们要看到的是，法律是绝对不可能脱离地方性而言的，其必须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举一个西南某少数民族的案例；“某人在村寨中长期从事行窃活动，按照法律规定，其罪因为涉案数额较小，其不过会被判入狱几年而已。但是在如此穷困的山村中，对于本来就不是很富裕的村民来说，小偷的一次洗劫，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导致的往往不仅是受害者的破产而已，而是使其频于饥饿之边缘。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小偷被抓到后，村民对于法律制度如此的轻判当然会及不满意。然后这件案子的最终结果是村民并没有将此小偷送交公安机关处理，而是对其处以极刑，将其活活烧死了。当公安机关闻讯赶来的时候，看见的是一具残缺不全的枯骨。”
在发生类似的事件之后，对于那样一个几乎充斥着文盲的地方性人群，对他们强加于一种法律制度或者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要强行的使其接受一种法律的文化或者说法律意识是办不到的，虽然起到法律实际作用的是法律的制度而不是其文化，然而脱离了法律文化的法律制度是不会拥有强劲的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是不可能脱离法律文化而存在。
法律文化的普及是需要一定的基础的。这种基础包括人的经济条件、思想道德水平及民族心理等等之因素。从法律移植的条件来看，法律的移植的成因主要是来自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文化传播，这种发展被称为“传播性发展”。 法律的移植是需要一定的社会背景的，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是需要一定的社会背景的，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更是需要考虑到社会本土法律资源的各种因素，考虑其适应程度及其社会效应和反应，在此之后，对起再进行适应性的修改。法律，虽然其规避的对象是社会上的每一位公民，但是其所要真正惩戒之对象，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占绝对少数的。但是当一种违法行为广泛到广大的民众之中的情况中，那么毋庸置疑，必定是法律存在的不正义或者至少是有失正义，因为民众是检验法律正义性的最后裁判者。在中国的现代法制史上类似的事情发生的很多，并且由此而将产生的法律的解禁，比如“投机倒把罪”的消除，数不胜数。先进的社会型态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必定会带来一种较为先进的社会行为的规避方法或者说法律制度。这种制度在法学家眼中，甚至在很大部分人的眼中是科学的合理的，但是这种科学性合理性的产生，不仅仅止于法律制度的本身，还在于建构起这种法律制度的文明，此中所包括的因素诸如执行者之法律素质及能力，社会民众对于法律的确信及支持程度并及强有力的物质社会保障基础等，“法律制度的引入，必须考虑，引入国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民族地及其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容纳力。” 如果脱离这些法律本土资源的存在而进行法律的移植，那么移植之法律便会仿佛无根之树，不久即将枯萎。更严重的是这种法律还会给本土之人民带来无尽之困扰。
因此不难看到，无罪推定如果要得到正确的自觉的实施，要做的不仅仅是建立一种制度，而是根本上的改变人们对于司法程序的看法。“经济是时时进化，而法律至某一个时期才变化……常常因为经济的变迁，不得不使法律之真精神符合这一个局面。” 法律本身必须与社会相适应，那么既然现代的中国是向法治社会发展，是向权利本位的现代法律文明的社会发展的，那么就应当致力于将一些与这些目的不符的问题解决掉。
关于“无罪推定”原则被执行后所产生的结果，众多的法学家都会有过精辟的阐述，笔者仅仅想要说的是，公民虽然有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义务，但是其绝对没有被怀疑的义务，任何公民在其未被判决之前都是与其他公民地位平等的公民。其神圣权利不可侵犯！对于案件的处理，不要因为一个“限时破案”或者“群众压力”大就忽视当保护之权利。导致程序上的遗漏或者偏差，由此而将导致整个正义天平的倾覆，任何冤案的造成都将使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消失的无影无踪。
笔者今日之言，以一管而窥全豹，以“无罪推定”而见“程序正义”。中国法制之现状，不是单纯的立法或者执法的问题了，而是很大部分的执法人员和广大民众对于法律及正义的理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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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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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管理工作的通知
水利部
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流域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水利（水务）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经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已于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水法》确立了取水许可、水资源有偿使用、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水功能区划、饮用水水源保护、入河排污口管理及节约用水等一系列水资源管理制度，水资源管理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为把《水法》规定的各项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到实处，进一步推进水资源管理工作，现就贯彻落实《水法》，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以实施取水许可为重点，全面加强城乡水资源统一管理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是我国水资源管理的基本制度。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以深化实施取水许可制度为重点，将水权管理、水量管理、水质管理、水资源有偿使用管理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建立完善的水资源管理体系。
1、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新的《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修订发布前，要严格按照我部原授权的流域机构审批权限，以及其他由省规定的取水许可分级审批权限审批、发放取水许可证，组织实施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工作。
2、做好取水许可的年度审验工作。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省（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紧紧围绕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加强对基层单位换发证和核定水量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在年度审验中要对各地（市）已批准的取水许可总水量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批准水量已超过行政区域分水指标或当地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地区，要坚决核减取水量，不再审批新增取水量的新建、改建、扩建取水项目。要严格执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
3、加强地下水资源管理，突出抓好以地下水超采区为重点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各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省（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我部《印发〈关于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水资源〔2003〕118号）要求，启动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和公告工作，加大地下水超采区保护行动的实施力度，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生态治理。
4、各省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根据《水法》规定，征收管理水资源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在国务院的办法尚未出台前，水资源费的征收管理工作仍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征收水资源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1995〕27号）执行。尚未制定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的省（区、市）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继续制定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要确定合理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发挥水资源费优化配置水资源的经济杠杆作用。
5、加强水资源管理基础工作。各流域管理机构和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水资源调查评价和规划的编制工作，要认识到位、组织到位、责任到位。要高度重视水资源承载能力、水环境承载能力和水权、水市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选择条件比较成熟的流域或区域开展江河水量分配方案试点研究，加快省区行业用水定额编制工作，建立宏观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指标体系。
二、以提高用水效率为核心，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核心是提高用水效率，要把节水放在突出位置。节水管理的重点是建立节水制度，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建设节水型社会。
1、抓紧落实《水法》规定的各项节水管理制度。水资源管理在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基础上，要实施计划用水管理。流域管理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水量分配方案、实际用水状况、用水定额和下一年度水源预测等，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年度用水计划，对本流域或区域年度取水实行总量控制。
要严格执行节约用水"三同时、四到位"制度。建设项目的主体工程与节水措施必须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取用水单位必须做到用水计划到位、节水目标到位、节水措施到位、管水制度到位。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取水许可年审对建设项目"三同时"和取用水单位"四到位"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于违法行为要依据《水法》坚决予以查处。
要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实行超计划用水或者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生产、生活用水实行分类定价，要大力推进用水计量工作，按量收费。
2、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水利部《关于印发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水资源〔2002〕558号）精神，全面启动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选取一批不同类型、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的试点，通过试点建设，取得经验，逐步建立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法律法规、行政管理、经济技术政策和宣传体系。
3、要强化工业、农业、城镇生活节水管理，大力推行采用节水的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逐步淘汰落后的、耗水量高的工艺、产品和设备。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宣传贯彻《节水型产品技术条件与管理通则》（GB/T18870－2002），逐步推进节水型产品认证工作，推行国家节水标志，促进节水型产业发展。
4、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自备水源的管理。地下水超采地区要制定限采压缩计划，严禁用水企业新建地下水自备水源。公共供水系统覆盖的地区限制用水企业新建自备水源，严格公共供水系统以外的自备水源的审批。用水企业单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于当地规定的行业标准的，不准增加用水计划，不准新建自备取用水设施。
5、缺水地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污水处理回用、海咸水利用、雨洪资源利用等非传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方案及相关的技术标准。
三、建立水资源保护制度，全面加强水资源保护监督管理
《水法》确立了水功能区划制度、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和入河排污口的审查管理制度。落实水资源保护各项管理制度，全面加强水资源保护监督管理是贯彻《水法》的当务之急。
1、水资源保护是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明确水资源保护行政工作承担单位、行政职能和工作人员，并按照《水法》的要求，全面开展工作。
2、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抓紧编制完成水功能区划并上报同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部门批准，按流域及行政区域核定水域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制定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实施细则，开展水功能区监督管理。
流域管理机构要与各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密切合作，首先对缓冲区（省界河段）、保护区、保留区提出严格控制排污的管理要求，对排污控制区提出削减污染物排放量要求，加强对饮用水水源地的管理和保护。
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水功能区的监督管理，发现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控制指标或水功能区的水质未达到水域使用功能对水质的要求的，要及时报告有关人民政府，并通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3、尽快建立以流域为单元、流域与区域管理相结合、分级管理原则和办法。
各流域管理机构要会同有关省区尽快划定流域和各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功能区的分级管理范围，明确提出监督管理的目标和要求。流域管理机构要把握全局，控制省界、江河重要河段等关键水域，各省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明确本辖区水功能区分级管理权限。
各流域管理机构要会同有关省区尽快明确入河排污口分级管理权限，组织开展全面普查和监督管理工作。通过对现有入河排污口普查，掌握入河排污口分布及排污现状，提出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限排管理的意见。
4、做好水生态系统保护工作。各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结合本流域、区域的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发挥自然生态修复能力和水利工程作用，加大水生态系统保护工作力度，改善、修复水生态系统，特别是城市水系、湿地、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天然绿洲等特殊生态区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二〇〇三年四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