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38号）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已由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06年6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7月1日起实施。
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6月1日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1988年9月20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6月1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改革创新，领导本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三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及其上级国家机关要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依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第四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保障各民族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宗教和顺。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坚持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五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及其上级国家机关要把民族区域自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列入全民普法教育的内容，教育和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遵守民族区域自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
每年五月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宣传月活动要和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为民族自治地方办实事结合进行。根据需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
第六条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国家机关要支持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和依法享有的变通权。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对包括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在内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听取省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汇报，并视情况做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规定中行政职责的实施。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对本规定中行政措施实施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民族工作需要健全民族工作机构，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第八条省和市、州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从人力、物力、财力、技术、信息等方面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支持力度，各种专项资金分配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照顾，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
第九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措施，组织、鼓励经济发达地区与民族自治地方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建立和完善省直部门，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等机构对口支援民族自治地方的相应办法，制定支援规划，落实支援责任，确定支援项目，加强督促检查，取得实际效果。
鼓励、引导大中型企业开展与民族自治地方对口帮扶和支援工作。
第十条省和市、州发展与改革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年度计划时，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优惠措施做出专门的规划与计划，并在项目申报、审批、投资等方面给予照顾。
应当采取措施支持、引导民族自治地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和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建设。
省发展与改革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筛选、论证和建设一批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的项目，优先安排基础设施、社会公益、资源开发及民族工业发展项目。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解决重大或重要项目前期经费。
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社会公益性项目提高补助资金比例。国家安排给民族自治地方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民族自治地方配套的资金，民族自治地方无力承担的由省政府给予支持；省政府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再要求民族自治地方承担配套资金。
在自治州、自治县成立每逢十周年时，应当优先安排建设项目。
应当将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和少数民族边境地区的发展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努力争取国家专项支持，并尽力予以配套，帮助其改善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推动兴边富民计划的顺利进行。
采用多种方式，尽快解决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村通电、通邮、通电话和安全饮水问题。
第十一条省和市、州经济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民族工业，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和民族特色产品，拓宽融资渠道，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地方民族工业项目及少数民族特色产品给予技术和资金支持。
第十二条省和市、州商务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民族贸易、对外贸易和边境贸易，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出口商品的生产给予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扶持。
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贷款实行优惠利息补贴政策，并适当放宽补贴种类和享受企业范围。
第十三条省财政、税收行政部门应当全面落实国家和省上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省财政行政部门应当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服务支出成本差异，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持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实施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及其他方式的财力补助，确保民族自治地方财力逐年增加。对国家财政没有明确补助范围由省级财政分配的资金，以及省级财政安排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优惠和支持。
省级财政应当扶持发展民族自治地方财源建设项目，对其贷款给予贴息。
省级财政对民族自治地方设立的少数民族补助资金、民族地区经济建设资金和牧区专项建设资金，应随省级财力的增长逐年增加。
国家财政对我省民族自治地方的财力补助资金、民族地区扶贫开发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省级财政应当安排配套资金。
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以及因宏观调控、经济结构调整造成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减收的部分，在财政转移支付时给予补助。
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正常运行发生困难时，省级财政应当通过转移支付或临时性财力补助办法给予解决。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财政行政部门应当设立民族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随着本级财力增长逐年增加。
设立民族乡发展资金。在省对乡镇统一的财政补助之外，每年给每个民族乡由省财政拨10万元，市州、县(区、市)财政各配套5万元。
第十五条省、市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自然资源，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土地开发、复垦和国土整理资金投入。
省国土资源行政部门从民族自治地方新增的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上缴省部分，应当随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全额返还民族自治地方。
省政府在民族自治地方批准征收、征用农用土地收取的有关费用，应当按项目全额返还民族自治地方，用于土地开发整理和中低产田改造。
省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在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收取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应当全额返还给矿产资源原产地的民族自治地方。
按照国家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勘察、开采矿产资源的，应当适当减免有关费用。
省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审批在民族自治地方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时，应当事先征求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意见。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培育矿业权市场，促进探矿权、采矿权依法出让和转让；探矿权、采矿权出让费省留部分在不改变资金用途的前提下，返还原产地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十六条省、市农牧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农牧业。从项目、资金、技术、信息及流通服务等方面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调整农牧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牧业，扶持农牧业的产业化经营。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和输出，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农牧业发展规划，加快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牧民定居点建设，加大对草原沙化、退化的治理，增加对畜种改良、疫病防治、饲草料基地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
从民族自治地方收取的育草基金、草原植被恢复费应当全额返还民族自治地方，用于草原保护和建设。
第十七条省、市林业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制定林业发展规划，调整林业结构，扶持林业产业化经营，增加林业保护、建设的资金投入。
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保护、水源涵养林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对做出贡献的民族自治地方，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和奖励。
从民族自治地方收取的育林基金和森林植被恢复费，应当全额返还民族自治地方，专项用于民族自治地方森林植被恢复、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第十八条省和市、州水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做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申报立项工作，加大民族自治地方主要江河水电资源的开发力度。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电网建设，提高电力输送能力。安排专项资金，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农村实施电网改造低压入户工程和增容建设项目。
在民族自治地方征收的水资源费省级部分应当全额返还民族自治地方，用于水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第十九条省和市、州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产业，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把民族自治地方的生态功能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重点水源保护区等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优先列入全省重点建设项目。
民族自治地方因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而使财政收入减少、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时，上级国家机关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时，要保护草原、森林和水资源等生态环境。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与国家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在配套产业、社会服务业、劳动用工等方面给予民族自治地方适当照顾。
第二十条省和市、州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对国家和省列贫困县中的民族自治州所属县和民族自治县给予重点扶持。优先把民族自治地方特困村纳入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计划，落实扶持项目和资金。
第二十一条省交通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交通事业。进一步加大民族自治地方公路的建设和改造力度，实现自治州通高速公路或高等级公路，县通二至三级公路，乡通油路，村通公路。
对民族自治地方公路养护应当区别不同情况给予适当补助，确保通乡镇的公路便捷、通畅。加快其运输场站、水运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给予扶持。
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干部人事行政部门应当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使用。制定和实施少数民族干部培训规划。有计划地选拔民族自治地方干部到经济发达的地方交流任职，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到上级国家机关或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在省级机关干部队伍中要增加少数民族干部，厅局级领导干部中要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配备，使其所占比例比较合理。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时可以划出相应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少数民族干部。辖有自治县的市、自治州的国家机关，应当依法配备少数民族领导干部。
要重视培养、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做好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特有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
第二十三条省人事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人才开发规划，设立少数民族适用人才培训专项资金，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人才市场，加强市场网络建设，连通国内外的人才信息，强化市场服务和监管功能，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制定鼓励和吸引各类人才到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措施，采取鼓励社会资金和外资以多种形式投资人才培养、发展民族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有效办法，培养当地适用人才。坚持省与民族自治地方人才对口支援和帮扶工作制度。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人才库。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建立以政府奖励为导向、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奖励为主体的人才奖励体系，对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副高级职称以上人员，承担县级以上部门立项的科研课题和任务的，由项目主管单位给予补贴。制定对当地做出突出贡献的各类人才的奖励和补贴办法。
在民族自治地方专业技术职称的评聘中，适当放宽职称外语考试的条件。副高级和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结构比例由民族自治地方自行核定。中专毕业在民族自治地方从事本专业工作25年以上的人员可以申报副高级职称。
第二十四条省直部门、民族自治地方在录用、聘用国家工作人员时，对少数民族应当在名额和条件上给予照顾，使其所占比例与民族工作需要相适应。
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招聘人员时，应当招聘一定比例的当地少数民族人员。
省、市人事行政部门在确定编制、机构设置、领导职数时，要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给予适当照顾。
第二十五条省和市、州人民政府要采取措施，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教育事业的投入，使民族自治地方教育的财政拨款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生均教育经费逐年增加。
省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积极主动协调省级有关部门，在校舍危房改造、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教育专项经费的安排上向民族自治地方倾斜；免除民族自治地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杂费和贫困家庭学生的教科书费，并对寄宿制学校的贫困家庭学生给予生活补助。
第二十六条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办好各级各类学校，发展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在牧区和居住分散的山区，设立寄宿制中小学，改善办学条件。
第二十七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措施，加快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步伐，确保民族自治地方人才培养工作持续有效进行。
省内普通高中和高等院校招生时，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并对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特有民族和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特殊照顾。
要办好各级各类民族班、民族预科班，采取降分、单独划线、单独录取的办法，扩大招生规模，逐步满足少数民族学生升学的需求。
在省内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时，当地需要又能安排就业的民族自治地方，可以采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定向招生和分配办法。
第二十八条省、州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办好民族师范教育，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加强中、小学民族语文教师培训，提高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教学水平。
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大专院校毕业生到民族自治地方从事教育工作。
应当建立支援民族自治地方教育的制度，定期安排省内外优秀教师和优秀毕业生到民族自治地方支教，选派民族自治地方的教师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到发达地区的教育部门和有关院校进行培训。
第二十九条省、市科技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科技事业。安排各类科技计划项目时，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照顾。加大科技基础条件改善、技术开发项目的投入，建立和完善新型科技服务体系。促进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与民族自治地方开展科技合作，选派科技人员到民族自治地方从事技术服务，积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推广先进实用技术，促进科技成果向民族自治地方转移，为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第三十条省和市、州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保护、抢救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民间文化，搜集、整理和出版民族古籍。定期举办全省少数民族文化汇展和文艺汇演。
第三十一条省和市、州体育行政部门应当改善民族自治地方体育基础设施条件，挖掘、整理和推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定期举办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第三十二条省和市、州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少数民族新闻、广播影视和出版事业发展。做好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和电影、电视节目的译制、制作和播映，提高民族自治地方广播、电视的覆盖率、入户率。扶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物的翻译、出版。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发展及信息化处理。
第三十三条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要采取措施筹措资金，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地方病防治的投入和技术支持力度，预防控制传染病、地方病和其他严重危害当地群众的疾病。
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
加强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及设施建设，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条件。
培养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定期安排省内优秀医疗卫生人员支援民族自治地方的卫生工作，选派民族自治地方卫生工作者到发达地区卫生机构和医学院校培训。
保护、扶持和发展少数民族医药学。
第三十四条民族自治地方要严格执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省和市、州人口与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建立健全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扶持。
第三十五条省和市、州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逐步健全和完善基本养老、失业、基本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制度。
第三十六条省和市、州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建立救灾应急机制和社会救助制度，对防灾救灾基础设施建设、灾害预防和紧急救助等给予重点扶持。
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五保户、残疾人等应当优先给予社会救助和保障。
第三十七条本规定颁布实施后，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制定具体办法并报省人民政府。
第三十八条本规定自2006 年7月1日起施行。
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方式
张伟建
论文提要：世界许多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现代司法理念可以说是探求法治路径的基石。在涉及法院审判主体改革的法官职业化进程中，同样必须以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为先导。法官思维方式的与时俱进无疑是法官职业化的重要一环。也是法官践行现代司法理念的内在要求，本文从法官思维方式概念及现存问题的分析入手，来论证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应具有的思维方式及特点。
全文共6288字。
如果说法院改革初期，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 思想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2001年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提出要树立“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则可以说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一要求的提出，弥补了前期法院各项制度建构和改革理念准备不足的缺憾。同样也正是由于前期的法院改革仅在低层面上推进，而未注意到系统改革的跟进和人的因素，改革所带来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最高法院提出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应时出台，这涉及法院审判主体改革问题，属于诸项改革的关键之处，属“点睛之笔”。因为在各项因素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而法官思维方式的准确定位，无疑是法官队伍职业化的重要一环。笔者拟从法官思维方式概念分析入手，对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现状及原因的分析，进而探索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应具备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问题，并借拙文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工程添一砖瓦。
一、 法官思维方式的概念
先来了解一下思维的定义。所谓思维，一般意义上应该指依照逻辑推理来观察、认识、判断的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以语言、文字的等形式加以表现 。
目前许多学者分析论证时往往将法官思维方式与法律思维方式等同起来，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法律思维方式，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才被我国法理学理论界学者从西方法学引进并加以阐述的概念，它是指人们在长期法律实践过程中，随着对法律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系统了解了法律方法之后，逐渐形成的法律思维方法。可以说，法律思维的形成是法制（治）进化的标志，因而它要求人们使用法律思维方式来理解法律规范、法律概念和法律事实。说到底，它就是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职业法律群体的科学思维方式。法官思维方式则是指法官在行使国家审判权的过程中，为了公正、公平地处理案件而按照一定的逻辑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定势，它的践行主体是法官，并不涵盖法律职业群体，这类思维方式会随着法官个体因素的不同、法官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差异，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法官这一特殊群体的思维方式。
二、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的误区及原因
记得有位学者说起过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位女法官在审理老年夫妇离婚案件时遇到一个难题，如果严格依法判决，房屋只能判归男方所有，而女方只能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女法官脑海里想起自己是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于是决意将房屋一分为二判给两方当事人。这样的判决，在许多媒体或者老百姓眼里，无疑是公正的合情合理的判决，甚至许多法官也会支持或同意这样的判决。然而这其中也折射出当前我国法官的思维有一种平民式的实质性思维倾向。这里所谓实质性思维，又称实质主义思维，指法官注重法律的内容、目的和结果，而轻视法律的形式、手段和过程，也表现为注重法律活动的意识形态，而轻视法律活动的技术形式，注重法律外的事实，而轻视法律内的逻辑。与其相对的是形式主义思维。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在法律与情理关系上倾向于情理。有的法官往往以“以人为本”思想为指导来分析处理案件，其断案的基本方法是“衡情度理”，其判案的基本原则是“法本原情”、“原情论罪”，使每个案件的处理在规则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以外，考虑了事实的个别性和特殊性。
第二，在法律目的与法律字义面前，倾向于目的。常常以抽象的一般原则作为依据，运用简约、朴实的平民化而非职业化语言，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而不是靠逻辑推理，探求法律的目的性，即使违背明文法律的字面规定也可以。这是反形式的思维。有的法官在法律解释中，可以超出文字的拘囿，根据目的需要进行“超级自由裁量”。
第三，“民意”重于“法理”，具有平民倾向，把民意作为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而这种民意通常是平民意志。
第四，重实体轻视程序。传统法官对纠纷的解决首先考虑实体目标，而非程序过程。
对上述我国法官思维方式存在的误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
首先是泛伦理化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受五千年儒家文化伦理思想影响的国家，古代中国人所憧憬的理想秩序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和谐秩序，而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法治秩序。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一种伦理关系。把政治理解和构造为“伦理的政治”，把法律理解和构造为伦理型法律。泛伦理化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践。并延续至今，道德伦理观念可以说在每一个法官心中是根深蒂固的，由此导致法官在处理案件时思维方式的泛伦理化。
其次是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所谓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就是凡事（包括法律问题）都仅仅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思考并提出解决办法。这里所说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定势化的政治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对法律理论和实践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仅支配着很多人对法律性质、任务的认识，而且对国家法律体制的构造、司法机关的管理方式及工作作风、司法人员的选拔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譬如，在对法律的性质的认识上，强调法的政治性质，而忽视法的其他属性；在对法治的认识上，之所以强调法治，是认为法治是实现某些政治目的和任务的有用工具，而看不到法治的独立自存的价值；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习惯于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诸如反腐败、执行难等法律问题；在司法人员的选拔上，强调其政治素质，而忽视法律专业素质。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是按照法律自身的逻辑来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而仅仅从政治的观点和思路来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使法律认识和实践蒙上一层浓重的政治色彩。
第三是诉讼观念的影响。主要是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片面强调法律是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手段，强调法律仅仅是治理社会的工具，忽视了法律作为最高标准的价值，即一切手段和目的都必须服从合法性标准的指引。这一观点的发展就是把诉讼程序作为实现实体的工具，强调了诉讼程序对于实体的有用性和诉讼程序的技术性。 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影响司法界最为直接的后果即是使司法人员养成“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同时，在片面的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的影响下，离开合法性这个前提和要求，要求法院和法律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公平形象。
最后是司法制度本身缺陷的影响。主要包括法官管理行政化趋势、审判权易受到行政机关的不正当干预、法官保障制度不健全及法官遴选机制不健全等方面。
综上，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观念和制度上缺陷的原因，导致我国法官存在实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倾向，甚至在一些地区可以说是法官思维方式的主流。
三、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的法官思维方式及其完善
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是指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包括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等。 现代司法理念是法官的灵魂，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它虽然不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不同于普通的司法理论，但它是促使法官这一群体向职业化迈进的总的指导思想。因此可以说，什么样的司法理念，决定了法官群体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同样法官的思维方式也反映了该法官群体有什么样的司法理念。那么，在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思维方式应是怎样的呢？
简单地说，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的法官思维方式应是与大众思维方式相对应的法律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方式是职业法律群体根据法律的品性对人的思维走向进行规范、概括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技术影响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思维方法。 一般认为，法律思维方式相对于大众思维方式有如特征：
首先，它是一种规范性思维方式。强调的是只有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思维方式不符合法律规范要求并作出不规范行为的人，发生纠纷或出现违法行为时，必然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
其次，它是一种站在人性恶的立场上思考社会现象和预测人的行为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法律的出台是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克服人性的弱点为目的的，它强调人们思考一切问题应从人性“恶”的角度着眼，并通过法律去规范和约束，以防止各种“恶”的情况出现。
再次，它是一种求实的思维方式。它强调证据的重要性，这与求真、求善、求美的思维方式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法官思考的问题总是时过境迁的事实，不能还原，法官也不能大胆设想，只能根据证据来分析、来判定。即法官必须以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依据。
第四，它是一种利益性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法治国家的法律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是为维护人的权利而制定的，从而满足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本能，法律本身也强调利益基础上权利义务的对待性。
最后上，它在审判活动中就是一种确定性的单一思维方式。这是指用法律思维方式思考某一问题时，对事实只能作是或否的判断，而不作非此即彼的判断。
既然在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思维方式是法律思维方式中的一类，那么，它是否有独特之处？一位与海瑞同时代的英国著名法官曾经说过，法官具有的是“技术理性”，而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 也就是说法官思维方式，是根据法律的专门逻辑进行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在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养成的，它有既不同于大众思维方式、又不同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思维方式的一些特征。
第一、运用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也有学者将之称为转化性思维方式。
法律术语有三个功能，即交流功能、转化功能和阻隔功能。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官用大众化的语言来分析、判断不就更贴近人民群众吗？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法律是一门专门的技术，其中法律术语则是这门技术中的基本因素，是法官区别于他人的基本功，法律术语可以帮助法官之间、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群体之间交流时及时抓住问题的要害，使争议点凸显，从而提高司法效率。转化功能是指所有的社会现象，不论是具体还是抽象、不论是春秋大义还是鸡毛蒜皮，经过法官的思维，都可以转化成法律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阻隔功能是指法官并不象行政机关公务员，它没有必要通过贴近民众来赢得尊重和信任。相反，他居中裁判的角色要求与民众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会使人们对司法的廉洁性发生怀疑。法律语言还能阻隔非专业思考方式的干扰，法律的发展日益与道德与政治因素相疏离，也主要是由于法律专业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法律活动的专业化又取决于一种专门的技术知识的形成。
第二、法官只在程序中思考，严守程序逻辑，只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
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也是法官思维方式重要特征。是指程序在思维中占据优先地位，法官以程序为依托进行思考。例如对足球“黑哨”事件，依大众思维会考虑这些没有职业道德的裁判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而这起事件让法官来思考，则会考虑司法介入的程序问题，因为没有相关的司法程序，追究“黑哨”的法律责任无异于空谈。西方有法谚：法的生命在适用。这其实是和经典作家关于审判程序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的表述不谋而合。从审判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从审判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将是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其反思性整合的特性。
此外，法官依托程序进行思考，只追求程序中的真，而不是客观事实的真。在科学研究中，学者们总是在找到事物的客观事实后下结论，在没有发现真理的情况下，是不能也是不应当产生结论的。但在法院的司法活动中，即使在影响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查证不清的情况下，法官仍然要对案件事实作出最终的判断，因为司法的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求善，是对行为进行价值评判。法官当然要以合法性来思考问题，才能保证对每个案件均能做出及时的裁断。他只考虑以证据推导出的案件事实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合法性，而不可能追求完完全全的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因此，实际发生的事实不被等同于法庭上的“事实”，法庭上的事实只是法庭上证据证明了的情况。法庭上的形式合理性是最高理性。
第三、法官的思维遵循“保守”和“稳妥”。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国家法官只不过是讲法律的嘴巴，仅是被动物，没有能力削弱法的强制性和严格性。”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则把法官说成“只是法律的代言人”。形象地说明了法官的思维方式应遵循“保守”和“稳妥”。
一切规则都是昨天制定的，所有案件的事实都是以前发生的，法官从来没有执行过明天制定的法律和见过明天发生的案件。法官对待社会问题也好，对待法律问题也好，其态度是保守和稳妥，如果法官象行政官那样预测未来、设计未来，过于激进地思考问题，这会使整个社会的法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法官的权威来源于理性的思维、超然的态度和独立的地位，他们从事法律活动具有被动性，主要表现为法官以“不告不理”为原则，非因诉方、控方请求不作主动干预。由于法官从事的是根据既有法律判断现存矛盾和冲突的工作，而且他还必须运用法律术语在程序内进行思考。所以法官会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在分析处理法律问题时应当尽可能的依照遵循先例的原则解释和适用法律，以保证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而不是任意改变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言的较为稳妥甚至保守。法官思维方式的这一特性与法律的内在品质──稳定性有着天然的联系。
第四、法官思维方式具有规则性。也就是说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和情理等因素。
由于司法是法官以法律规则为标准而对于人们行为的判断。因此，法律规则及其逻辑当然就成为了法官思维不可缺少的内容。规则性思维要求法官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因素。虽然规则性思维并不绝对排斥情感因素，但它与道德思维、宗教思维的情感倾向有着严格的界限。道德思维是一种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思维活动，而法律判断是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因此法律思维首先是服从规则而不是首先听从情感。法官也拥有情感并捍卫感情，但是都需要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在法律术语的承载下，来谨慎地斟酌涉及情感的问题。事实上西方法律家的技术理性中也未完全排斥情感因素，鲍西亚在威尼斯的法律规则之中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说服夏洛克放弃诉讼请求，兼顾了法律逻辑与情感。
第五，法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确定性思维，判断的结论问题非此即彼，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特点。
卢梭说过：“法律规定了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将人类一定行为固定化、法律化了。” 法官的思维具有确定性是法律内在的品质──确定性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诉讼性质所决定的，诉讼的性质要求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所以法官的判决总是有利于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法律必须对许多不允许妥协的问题作出决定。
显然，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的法官思维方式是法治国家重要条件之一。在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法官思维方式，在内因上，广大法官必须摒弃一切陈旧的观念，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训练自己的职业思维能力，排除泛伦理化或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用法律的逻辑去思考、去判断一切社会现象。在外因上，要排除司法体制弊端对完善法官思维方式的障碍，避免法官管理行政化，确保司法独立，杜绝行政权力对司法权的不当干预，进一步健全法官保障制度和法官遴选机制等。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今后法院队伍建设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笔者坚信，随着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现代司法理念的确立，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必将趋向同一，从而进一步促进法制的统一和司法的权威性，最终实现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
